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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受蒋介石怎样羞辱后才决定支持中共武装起义


来源:人民网

从1923年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

核心提示:从1923年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

 

斯大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徐元宫,原题为:斯大林被蒋介石怎样羞辱后才开始支持广州起义?节选

1927年12月9日,莫斯科又一次收到诺伊曼发自广州的密电:“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因为铁军将回来,我们的部队将调走,汪精卫的正式政府将成立以取代现时的空缺状态。工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会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这里的领事馆实行的是同张发奎进行谈判和不举行起义的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同日,诺伊曼再次给莫斯科发来密电:“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期一清晨发动。”莫斯科很快举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批准广州起义计划。12月10日,斯大林致电诺伊曼:“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以这封密电同1927年7月25日莫斯科发给中共的有关举行南昌起义的答复密电相比,这封密电内容清晰、态度明确,而7月25日那封密电则含义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电文看上去意见“非常全面”,实际上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的。

那么,为何斯大林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态度如此迥异呢?

首先,从1923年1月26日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既愤怒于蒋、汪等人的背信弃义,又不甘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付之东流,同时对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死心,正是这种心思使得莫斯科对南昌起义采取了表面上赞同、实质上反对的态度。

其次,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南昌起义的失利,使得斯大林颇受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的指责。比如,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中指责:“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4月23日共产党中央和武汉‘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说一声真实的惭愧吧!(4月28日《真理报》)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地驳复了。”在这种情形下,斯大林亟需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来反驳反对派对他的指责,因此,他对广州起义寄予了厚望。

第三,斯大林也搞了调查研究。除了上文所述1927年9月14日会议上将军们的乐观言论,以及诺伊曼几次来电声称广州暴动恰逢其时外,其他渠道汇集到莫斯科的情报也对莫斯科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如赤色工会国际驻上海代表米特凯维奇发送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密信指出:“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苏维埃可能也应该作为暴动机关在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对广州的指望暂时兑现了:工会合法化了,即将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会议,黄色工会被驱逐了,有五个县被农民队伍占领,那里进行着一场真正的革命”等。

早在1927年8月5日发送给布留赫尔的密电中,莫斯科就指出:“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带去30万美元”。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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