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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农作物的引进缓解中国“死人与活人争地”矛盾


来源:澎湃新闻网

因为有了南瓜这种作物,使人们担心的“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土葬对于农地的占用限缩至最小,使坟堆有了生态和生产功能,而南瓜也借助于坟头这种特殊的农地得以生长、结实。

核心提示:因为有了南瓜这种作物,使人们担心的“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土葬对于农地的占用限缩至最小,使坟堆有了生态和生产功能,而南瓜也借助于坟头这种特殊的农地得以生长、结实。

 

南瓜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曾雄生,原题:南瓜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近期,南京农业大学李昕升博士的《中国南瓜史》将在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原载于《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省略。)

昕升博士将其书稿《中国南瓜史》电子版发来,嘱为其作序。我在倍感荣幸之余,又深感惶恐。乡贤欧阳修有言:“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昕升博士,以而立之年,便完成了一项农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真是后生可畏。

中国的农史研究事业,自先贤草创,已近百年,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至今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其中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遗产研究室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先是有万国鼎教授启山林于前,后是有缪启愉、李长年诸家并起于后,今则有老友王思明教授继往开来。昕升博士是王思明教授的高足。王教授是国内农史研究者中为数不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学者,倚重其宽广的国际视野,他领导的团队对外来作物,特别是对花生、辣椒、陆地棉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做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并取得“出人才出成果双丰收”。昕升博士及其《中国南瓜史》就是成果和人才的集中体现。

几年前就听说,王思明教授有个学生要对南瓜史进行研究,初闻者不免为之一笑,以为南瓜,就像它的味道,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确,与米、麦、桑、麻、棉等主要农作物的历史相比,学界对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蔬菜作物的历史的研究本就相对欠缺,对于南瓜历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仅有的一些研究“散见于各处,专题研究较少,且研究不深、内容局限、不成系统,无论是南瓜栽培史、南瓜技术史还是南瓜文化史,均存在严重的研究不足”(见本书绪论)。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多,这也就使这项研究的开展少了一些凭藉,而多了一些难度。是谁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挑战这样一个有难度的题目?没错,这个敢于突破的年轻人便是李昕升。他选择南瓜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就如同当初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勇敢。

我想昕升博士选择南瓜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受到导师的影响之外,还可能跟他对于学术价值的认识有关。作物本身经济价值的大小,并不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万物皆有理”,小道也有可观。宋儒朱熹有言:“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梁,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作物上,同样可以看到古人对于作物,对于自身、对于土地、对于资源、对于环境、对于人与自然的良苦用心。它是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更连接着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但是由于我们的偏见,实际上也影响到对于农业历史的全面把握。

在学界,以南瓜为代表的蔬菜作物,其受重视程度虽不及粮食作物,但其作用却不能等闲视之。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糠菜半年粮”的说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曾经指出:“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他食物是蔬菜,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230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蔬菜。”我曾从中国人食物结构的演变,探讨蔬菜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发现中国人蔬菜的消费量并不像谷物类主食一样,随着动物性食品的增加而减少,却会因主食和肉食的不足而增加;蔬菜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修养,其在中国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南瓜就是中国人所食用的众多蔬菜作物中的一种。它来自遥远的美洲大陆,在最近的四五百年,北上南下,东突西进,左右逢源,迅速地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个角落,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地头到房前屋后,都不难发现它的身影。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饥荒岁月,糠菜半年粮,饥民赖以存活无算。战争年代,红米饭,南瓜汤开启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责任编辑: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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