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红顶商人”地产大亨徐润为何遭盛宣怀查处？

1883年11月21日，徐润召集所有债权人，告知自己处于破产状态，他公布了所有资产账目，将成本223万两的房地产和经过债权人公举的14人会议认定为982,530两的所有股票交与债权人全权处理，用于抵充252万两的债务。

徐润的这次大出血虽然让他感叹“受亏至八九十万，岂不痛哉”，但他的积极应对和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显得很有上海人夸赞的“有腔调”（沪语，指有气派），也不乏近现代企业家面临危机时成熟的经营意识，但是他的麻烦却并没有完。

“趁你病、要你命”：盛宣怀查处徐润

徐润和胡雪岩一样，具有官员的身份，他们都是捐班候补道台，达到了通过捐纳可以升到的最高官位正二品，照仪制可以戴红色的顶戴，也就是俗称的“红顶商人”，可是这个原先给他们生意带来便利和助益的身份，此时却变成了另一个软肋。

在徐润宣布自己破产的次年，他因为挪用招商局白银十六万千余两而被革去二品衔浙江补用道，革职这件事直接和盛宣怀有关。奉命查处徐润的盛宣怀在奏片中指出“唯徐润原欠银十六万千余两，前交银七千余两，又以房地产契抵银十四万数千余两，核计尚未足数”，基于这一情形，盛宣怀提出因为“（徐润）查有亏欠局款情事”，与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兼江海关道）邵友濂一起“确查账目，督同清理”，最后提议“应请旨将二品衔浙江补用道徐润革职”。

盛宣怀和徐润本来是共同担任招商局高管的老同事，在收购兼并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Company）的商战中，徐、盛二人和唐廷枢通力合作，“盛某主其成，而与洋人议价则唐某也，领款付款则徐某也”，最终取得了收购战的辉煌胜利。但是这场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商战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惨胜”，因为收购动用了北洋官仓练饷50万两和两江总督沈葆祯处的190万两官债，造成了招商局极高的资产负债率，全局股票的净资产最后只剩下23万两左右，摊薄的股权包括了唐廷枢的10多万两股票，徐润的24万两股票，和盛宣怀的4万两股票，徐润在事实上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当然，徐润曾经付出的牺牲不能为其后来挪用局款而背书，挪用局款这一行为确实存在，即使在当时潜规则允许、各种官督商办企业这类问题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该行为在明面规则上也是有极大问题的，特别是1873年徐润进入招商局的时候亲自按照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原则拟定了《轮船招商局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后来的挪用虽然事出有因，但确实也是自坏其法。在这个意义上，盛宣怀的处置从管理规定角度看或许并无不当，但由于胡雪岩的垮台背后也有盛宣怀、邵友濂等人的身影，这当中暗流涌动、波诡云谲的局面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命犯六冲两“愚斋”

徐润在本次事件后，并没有像乡亲朋友猜测的那样“非服药，即投河”，依旧整顿心神，收拾残局，徐图再起。事实上，虽然后来徐润再未达到自己顶峰时期的辉煌，但他在天津等地经营产业也取得了一定业绩，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受到李鸿章的再度垂青，于1890年重新复职候补道并被朝廷“赏戴三眼花翎”，并先后受命委办广东香山天花银矿、回归开平煤矿、总办热河金矿等处，其在招商局的既往工作也受到李鸿章的嘉许，但是他一直没再能回到1884年被踢出局的招商局。

对于盛宣怀，徐润基本上很有风度地不出恶言，只是在宣统元年（1909）撰写年谱的时候，面对这些自己“曾经拥有”现在却已“永失我爱”的房地产，徐润不免痛惜感叹。在历数这些房地产天差地别的新老价格后，他冷冷地提到了“又售与盛杏荪二马路（作者按：今汉口路）住宅房地三万余两，现开客利西饭馆，闻每年得地租二万余两。期满之后，克利（原文如此，当即客利）所造之屋，归于业主，利难胜算矣！”查办者低价买入被查办者的抵债房地产，徐润多少有些话里有话。

说来也巧，徐润生于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年，狗年），有愚斋的别号；盛宣怀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年，龙年），也有愚斋的别号（盛公文集被后人辑为《愚斋存稿》）。按照传统命理的说法，这两位愚斋的生年是所谓“六冲”中的“辰戌相冲”，据说是冲克刑伤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吊诡巧合和玩笑戏言，但曾经的通力合作最终演变为“趁你病、要你命”的暗战相杀，虽然参与者有胜有负，但对于中国商人整体而言，可以说是都输了。

辛亥年后，盛宣怀因为失去政治上的凭藉，一度陷入所谓“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最终因为人身安全受威胁、财产更几乎不保而被迫流亡国外。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和适宜其生存的时代，暂时的胜者或许也终不免成败萧何、宿命轮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