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被批“直男癌”，冤不冤？

贾平凹在《极花》发布会现场


【导语】

近日，贾平凹因为一段言论遭受外界的猛烈批评。在新书《极花》的发布会上，贾平凹说：“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它讲述了女主人公被拐卖到西北小山村后饱经折磨，在获得公安部门解救后却因无法忍受旁人的冷嘲热讽，选择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的故事。
有人认为贾平凹将乡村凋敝的失落凌驾于女性的不幸之上，更有甚者认为他在为拐卖妇女辩护，是“直男癌”。也有人批评他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
对此，贾平凹感到颇为委屈。他说《极花》写的就是拐卖妇女的苦难，批评者是断章取义。对于农村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怀着两难的心情中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他因此得出教训：“在以后被采访时要看看稿子，以免被断章取义、被片面理解。”
贾平凹真的委屈吗？

以拐卖妇女为题材的电影《盲山》，讲述出女大学生白春梅被拐卖至某法盲山区，多年后被解救的故事。
城乡矛盾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问题

《极花》揭露的是城乡矛盾问题。在文学上，它是二十世纪以来特有的一个问题。
对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没有显露出来。虽然城市远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型，从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到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再到唐代骆宾王的《帝京篇》，历代文人都有对城市的繁华进行过铺张详尽的描述，但城市并没有强大到能够改变乡村的结构和状态，文学上城市只是乡村的一个从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田园、山野的生活，才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直以来的主题。城市没有对农村造成威胁，它们仿佛天然一体地存在于中国的农业文明之中。
20世纪初期，随着现代意识的觉醒，中国文人终于意识到了城市生活正在不断地侵蚀着乡土生活，他们记忆里的乡村在一步步地消亡。于是，以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开始，对乡村的叙述成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主流。
城市化改变着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击了乡土文明，城市在方方面面改变了农村，城乡矛盾尖锐起来。大量农村的青壮年进入城市，让家乡成为一个个的“空心村”；出现在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里的“杀马特”，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拙劣模仿。
毫无疑问，城市终将“战胜”乡村，绵亘了百年的乡土文学也将走向衰亡。《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指出，2012年的长篇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已经很难找到了，更多的是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作品，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
作为固守在商洛大地的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也不断地反映着这些变化的现实。早期的作品如《商州初录》传达着对变革中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歌颂着传统生活的朴素与单纯。从《土门》之后，他的创作开始关心现代文明对于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批判城市对乡村文化的侵蚀。
在《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写道：“……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空心村”现象
并不存在一个值得怀念的农村

中国目前经历的，是有些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了的变化。对于早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英国而言，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也常常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
在《乡村与城市》中，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考察了从封建时代到20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他发现英国社会和文学中常常简单地把过去的乡村称为“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但当代的乡村并不是这样一个乐园，于是将当下农村的悲惨景象归因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之中，人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
威廉斯批评这些鼓吹“黄金时代”的做法为诈骗，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城市与乡村不是文人笔下简单的对立，相反还应该是一体的。诚如农耕文明在大自然中发展起来，城镇也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
因此可以说，农村的凋敝其实是不存在的，过去的农村只会比现在的拥有更多的苦难。对于农村过去秩序的留恋，不仅是不必要的，更可能是荒谬可笑的。

根据沈从文《丈夫》改变的电影《村妓》，黄蜀芹导演，1994
比关心凋敝更重要的，是关心人性

简单地描述社会的变化，而不加以人性的考察，无法成为一部好的作品。贾平凹其实也有这样的意识，希望在两难的心情中写出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他说：“现在不是一味地反对城市或一味地否定农村，应该有健全的意识！”但单从《极花》来看，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在2014年曾提到中国文学的问题，他说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作家缺乏耐心，赶着要把小说送出去发表或急着要出名；更重要的是，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缺少深度，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
即使是相较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作家，现在的作家也缺乏必要的深度。沈从文的《丈夫》描述了城市对乡村侵蚀后伦理道德的扭曲。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年轻女子“老七”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船上卖身。她的丈夫却并未有强烈的反感，直到他去探望时，妻子的变化和生活让他感到卑微而屈辱，经历了几次心理的挣扎和转变，他“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无法抚慰丈夫的老七，最后毅然决定跟丈夫回乡。
文史学者杨早认为，《丈夫》的价值，不在于直接书写乡村的“目前堕落处”，而在于它写出了堕落后的挣扎，未曾脱贫的夫妇对钞票与物质的弃绝不顾。沈从文的《丈夫》描写了“城市之恶”，同时在《萧萧》中也批判了“乡村之恶”，“秉持对人性的尊重与解放，作家的使命是批判一切的丑恶，而不论它来自城市或乡村。”杨早说。
贾平凹在《极花》中表达了对农村破败的哀婉与痛心，城市化对农村的掠夺的质疑。然而，真正该做的是保持对人性的好奇，特别是在这种时代的变化下，对人性细微变化的探讨，这样的工作在《极花》中太少了。因此他的深沉悲悯只是空洞、紊乱而廉价的一种情怀而已。

凤凰新闻客户端 子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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