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摇滚乐灭亡了吗？

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吉歌之声巡回演唱会首场在北京工体举行。郑钧、栾树、黄家强、张楚、黑豹、唐朝老五、逃跑计划、天堂、爽子与瓷等一众摇滚人上台演出。

三月初，北京市文联和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办了一场“中国摇滚 30 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主要是成立一个北京摇滚音乐学会，要通过它“整合行业力量、扶持内容创作、搭建推广平台，通过行业组织保护音乐人合法权益，规范行业市场管理”。

【导语】

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场摇滚演唱会，郑钧、栾树、黄家强、张楚、黑豹等人纷纷登台演出。30年前的同一天，在同一个地方，25岁的崔健以一曲《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
这场演唱会还得追溯到3月初北京市文联和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一场“中国摇滚 30 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如何扶持摇滚乐。
于是，3月29日，“北京音乐家协会摇滚分会”正式成立了，在发布会上确认举办“摇滚三十年吉歌之声巡回演唱会”，首场就在5月9日的北京工体。
摇滚歌手张楚也出现在了发布会现场，并在会场睡着了，这是整件事中最不违和的事情。

3月29日，北京文联礼堂举办了中国乐势力品牌战略发布会，发布会除了宣布摇滚分会的成立，还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启动校园摇滚计划，一个是他们将会举办摇滚三十年吉歌之声巡回演唱会。图为发布会上睡着了的张楚。
摇滚自诞生起就意义模糊

摇滚乐是一个舶来品，产生于战后的美国，后扩散至全球。战后的婴儿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使年轻人身上产生了浓厚的自由主义精神，他们挪用黑人表达沮丧和反叛的音乐，创造出一种有别于父辈欣赏口味的新音乐形式。
六十年代，从英国的“甲壳虫”乐队开始，摇滚乐从一种单纯的音乐形式逐渐有了更多让人思考的东西。美国的鲍勃·迪伦以一系列敏感的社会话题为题材，给摇滚乐注入了时代精神和深刻主题。
摇滚乐自诞生起，就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它的含义。很早以前，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一头长发加上皮夹克就是摇滚。更多的人认为，摇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介入和批判现实的精神。乔纳森·艾森则在《摇滚时代》中称摇滚为“对西方文化之伪善的反叛，是一种深刻的颠覆形式”。
在歌手许巍的眼中，甚至连“摇滚精神”都没有，“摇滚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壳，需要和文化发生关系，再融合个人的阅历，以及对生活的态度。这才是摇滚的包容和博大。”

年轻时的鲍勃·迪伦，迪伦最为著名的抗议歌曲都是在60年代初期的20个月内集中创作完成的。在《滚石》杂志2015年“史上100名最伟大词作者”排行榜上，鲍勃·迪伦名列第一。
崔健唱摇滚吓坏了李双江

1986年5月9日被当做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日子。那天，25岁的崔健穿着“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管一高一低地蹦上了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以一曲《一无所有》震撼了全场。

1986年，“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舞台上的崔健和他的乐队
早在80年代初，西方摇滚唱片就流入了中国，在北京一些外国人聚集的场所开始有了小型的摇滚派对。当时出现了一些乐队，但主要以翻唱为主，没有自己的创作。1984年，“七合板”和“不倒翁”乐队成立，尽管仍以翻唱为主，但成为了第一代摇滚乐手的发源地，崔健就来自于“七合板”乐队。
1986年，崔健带着自己的“七合板”乐队参加了一次“选秀”比赛，评委是李双江、王昆等老一辈知名音乐家。 “我能感觉到给他们吓着了好像！”当时崔健是唯一一个带着乐队去参赛的选手，“当时我们唱了两首歌，一首《不是我不明白》，一首《最后的抱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但这次比赛让一个评委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并推荐给上百名歌星参加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和崔健一起登台的萨克斯手刘元透露，演出前把《一无所有》报上去的时候，他们几个心里其实都很忐忑。“我们报了两首歌，《最后的抱怨》和《一无所有》，当然老崔是希望能唱《一无所有》的，可这首歌比起《最后的抱怨》更摇滚一些，所以我们自己都没底会通过。”
结果他们获得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的支持，她顶住压力，为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放行。这次勇敢的决定为王昆招致了批评：“崔健演唱的时候，我就坐在台上，当他唱‘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时，我就看到有同志退席了，也有人指责我说‘民歌就是这么唱的吗？’”
然而她的坚持成就了崔健的梦想，刘元说，演出结束后，他们回到后台，激动得不能自已，乐队成员王迪甚至已经热泪横流。

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崔健的《一块红布》反讽地描述了对于“红布”的感受。（朱大可《流氓的盛筵》）
摇滚乐鼎盛后迅速进入失语期

八十年代中期，从十年浩劫的政治狂热走出的中国人突然意识到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赤贫下，苦闷、彷徨和失落弥漫在一代人之中。崔健的《一无所有》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宣泄式的呐喊惊醒了许多人，摇滚乐迅速扩散开来。
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等纷纷在之后的几年成立。到了1994年12月17日这一天，“魔岩三杰” （张楚、窦唯、何勇）与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带去了一场摇滚盛筵，场下坐了近万名香港观众。演出当天所有的观众都站着和着音乐手舞足蹈，有的甚至站在椅子上，还把超过一半数量的椅子砸坏，香港演员黄秋生在何勇演唱《垃圾场》的时候一边狂奔一边把衣服撕的稀烂。
摇滚乐的鼎盛，来自于其批判对象的强大。它最初依附在主流意识形态上，表现了大变局中社会的总体精神病症，理想破灭、走投无路、一无所有……这些都能引起经历过巨大政治变局的人们的共鸣。
但这样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随着商品化和世俗化浪潮，1994年以后，中国的摇滚乐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摇滚歌手的呐喊再也无法震动整个社会了，当他们试图揭露新时代的现实时，大众也渐渐失去了响应能力。摇滚乐与大众渐行渐远，逐渐转向地下，成为一种小圈子活动。

1994年在香港红磡演出前的窦唯。
摇滚乐在音乐节、电视节目上“复苏”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摇滚乐的影响越来越小，摇滚乐手们却从未放弃重现它辉煌的努力。90年代末，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滚乐失效后，部分摇滚乐开始积极融入时尚的一部分。“零点乐队”自“黑豹”以后再次引起乐队音乐的高潮，他们打着摇滚的旗号大唱流行歌曲，也不讳称自己是一支流行乐队。此后，汪峰、郑钧、许巍等等也走向了主流流行音乐。
2000年，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音乐学校举行，此后草莓、摩登天空等一大批音乐节在全国各地都开展起来。音乐节的产生，极大地扩展了摇滚乐的生存空间，拉进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摇滚乐手在电视上出现。莫西子诗、赵牧阳等人因为参加选秀节目而变得广为人知；郑钧、汪峰、崔健等也纷纷担当起综艺节目的导师。
摇滚乐似乎呈现“复苏”的景象……

2015年4月23日，媒体曝出疑似窦唯“颓废照”，对此，窦唯的回应是“清浊自甚，神灵明鉴”。
越来越多人傍上“摇滚”，鱼龙混杂

市场的商业化、娱乐化让摇滚乐的边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很多时候意味着妥协，这跟摇滚的形象相悖。所以，很多歌手都标榜自己是摇滚，但在其他人看来却丧失了摇滚精神。
崔健提到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歌手时说，“他们每一个人提起摇滚精神都是无言以对，他们中很多人妥协了，不妥协的为了生活也都妥协了。他们的行为让旁观者看到了中国摇滚的悲哀，难道柴米油盐的充足才是一个摇滚乐手的努力目标吗？难道中国摇滚乐手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流行歌手吗？”
商业利益也使得这一行业鱼龙混杂。标榜自己摇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歌手李志说：“你指望这些排练都迟到，电话动不动关机停机，喝起酒来什么都不管，有疑问不找律师只想拳打脚踢的二货搞出什么？用郭德纲的话说就是‘门槛太低，从业人员太杂’，说几个乐队名字，会三个和弦，纹个身就行了。”
崔健说：“摇滚在中国已经背上了一个不公平的名声，好像这是包括一些不法青年、无业游民、吸毒者、性乱者、不守规矩者的一种聚会。”

登上电视舞台的赵牧阳，他被称为“摇滚鼓王”，曾先后加入过鲍家街43号、超载乐队、腾格尔与苍狼乐队、呼吸乐队等乐队，窦唯的《黑梦》、许巍的《在别处》及张楚的《姐姐》等诸多经典作品中都记录下了他的鼓技。
商业化不是摇滚的敌人，态度的丧失才是

时至今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三十年来最好的时代，有着最纯粹的摇滚精神。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演唱会的举行，《我是歌手》上老狼邀请汪峰、张楚、周晓鸥等人合唱《礼物》，都是对于那个时代的缅怀与纪念。
但是这些歌手的致敬，却让人感觉尴尬。《我是歌手》上，功成名就的摇滚歌手们空洞的嘶喊，集体的走音、破音，让整场演出只剩下情怀的卖弄了。摇滚30年演唱会在官方的指导下进行，以至于每组乐队演出前，都会冒出一段政府官员的讲话，这简直是对于中国摇滚乐最大的嘲讽。
如今，摇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介入和思考现实的态度，批判、反抗、不合作、不妥协……这才是推动摇滚乐还能艰难发展下去的原动力。
不仅是音乐界，其实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需要那么一种“摇滚”的态度。

“我是歌手”上的摇滚歌手们，他们唱的《礼物》是为了纪念因车祸意外去世的原唐朝乐队著名贝斯手张炬而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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