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怀念唱“黄色歌曲”的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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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1 第727期

相比之下,在八十年代初精神贫瘠的大陆,邓丽君以对情爱的诉说解构禁欲主义,无疑算得上是一缕清风了。她就像是我们吃的第一个螃蟹,引我们走向万劫不复,却让我们无比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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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

【导读】

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纪念日,1995年,42岁的她因病在泰国过世。
尽管去世已经二十多年,邓丽君在亚太地区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2009年,在中国网主办的“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中,邓丽君以超过850万的人气高居榜首。2013年,通过虚拟影像重建技术,周杰伦在演唱会上与邓丽君隔空对唱。去年的今日,在邓丽君逝世二十周年这一天,王菲将她生前仅完成一半的绝唱《清平调》重新录制成隔空对唱单曲版本并发布。
有一个说法,“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她是当代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并影响一整代人的台湾歌手。时隔近四十年,中国还需要邓丽君吗?

2013年周杰伦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用“虚拟影像重建技术”在舞台上“造”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并与周杰伦合唱了三首歌。
邓丽君的历史功绩:用歌声让革命禁欲主义土崩瓦解

建国到文革结束的一段时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因此高亢嘹亮、展现积极向上精神面貌的革命歌曲几乎是当时流行乐坛唯一合法的声音。这类歌曲传达无产阶级征服世界的雄心与自信、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欢乐与喜悦、不畏艰险的斗志与英勇、对敌的仇恨与愤怒以及对革命领袖的无比敬仰与崇敬……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
上世纪70年代末,收听“敌台”不再是一件特别大的罪名了,政府又放宽了对于携带收录机往返港澳的限制。邓丽君的歌曲通过无线电波、录音磁带的方式,悄然在中国大陆流行开来。
邓丽君她独特的发声方式充满了情欲的暗示,缠绵悱恻的声音带来极大的诱惑力。长期在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熏陶下,饱受政治压抑的人们内心欲望被激发出来,他们需要这样的声音来抚慰疲惫和麻木的心灵,找回个人的喜怒哀乐。
邓丽君开启了当代流行音乐个人化的步伐,从此,声音的“软化”变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趋势。这个通过“走私”进来的台湾歌手,以一种柔弱、浅吟低唱的方式,侵蚀了大陆刚性气概、充满说教的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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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人民音乐》编辑部编辑出版《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书,首印33030 册。
邓丽君帮助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黄色歌曲”

邓丽君的歌曲极大地削弱了宏大政治话语对于个人的感召力,革命禁欲主义土崩瓦解了。这也是她歌曲长期被禁的原因。
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1982 年6 月,《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所收文章虽都未提及邓丽君之名(常以“某歌星”代之),但谈到港台流行歌曲时,所举的例子却差不多全是邓丽君演唱过的歌曲。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对黄色歌曲定义模糊,但基本上指的是一种商品化的音乐,表现不健康的爱情。书中认为,邓丽君的歌曲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的“爱情生活”,没有充实思想内容的爱情呼唤,被遗弃下的苦相思,孤独、痛苦、哀怨的情感,以一种假象混淆了正常的爱情生活与社会疮痍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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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跑遍各地军营,包括金门前线。看望海陆空的国军将士,并为他们演唱。此后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
流行音乐慢慢被接受,成为文化主流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在三十年后“吊诡”般地走红,网上被炒至几百元一本。书中“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色情引诱、精神麻木”等论断在今天显得有些可笑,人们以一种欣赏“异端”的方式来看待这本表达了当时主流意识的小书,表明邓丽君歌曲所开启的商品化、私人化的流行音乐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彻底成为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主流。
邓丽君及其音乐逐渐被大陆官方接受的历史可以看成是流行大众文化发展的缩影。
1984年,大陆海关解禁,从内地到香港的大陆人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邓丽君在大陆被非官方地解禁了。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是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1988 年,中国大陆有关机构发出邀请邓丽君赴大陆进行音乐活动的信函,但由于邓丽君曾有过被认作是敌对大陆的劳军事件,加上台湾当局的不支持,最终此行未果。这段时间,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在民间陆续出版,市面上都可以买到。
1995年5月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并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画面。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介第一次对邓丽君进行报道。此后除了极个别政治性太强的歌,邓丽君在大陆基本不再是禁区。

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是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靡靡之音”发展至今确实出问题了

在八十年代初的大陆,批评邓丽君的歌曲是“商品化的音乐”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情绪抵触。但流行音乐发展至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所下的某些论断,却开始变得越来越“正确”了。
阿多诺在《论流行音乐》中说道,流行音乐的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的生产,因此它标榜的个性化其实是一种“伪个性化”。人们选择流行音乐,是因为枯燥的流水线、工厂无法给他们以任何的新奇感。流行音乐不断创造“新”的东西,在人们的闲暇时间提供一种刺激的情绪。
当下所谓的“新奇”生活的概念,是《小时代》里充满名牌的富豪生活,或者是《欢乐颂》里金钱决定一切的阶级生活……这些世俗却又稍微偏离大众的生活状态,构成了现在流行文化的指引方向,流行文化变得越来越表面化,金钱化。
相比之下,在八十年代初精神贫瘠的大陆,邓丽君以对情爱的诉说解构禁欲主义,无疑算得上是一缕清风了。她就像是我们吃的第一个螃蟹,引我们走向万劫不复,却让我们无比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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