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匿的二孩

作者:叶宇婷

2015-11-10 第414期

“超生”和“违法”的帽子被扣在这些“隐二孩”身上,很长时间内他们无法“在阳光下成长”。即便“全面放开二孩”,他们的父母依然在为摘掉“超生”“违法”的帽子而抗争,这是这个时代难以愈合的伤疤。

“黑户”小孩(图片来自网络)

凤凰网叶宇婷 北京、杭州报道

“我也来发布一则重磅新闻。”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半小时,“王家湾”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

照片里,“王家湾”和两个儿子在床上打闹嬉戏;一家四口坐在小区的水池边。这是“王家湾”第一次公开老二,连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王家湾”连续发了老二的7组照片,他说终于可以把老二光明正大地带出去玩了,“这个万恶的计划生育政策,哥深恨之,深恨之”。

有体制内的人给“王家湾”留言,善意提醒,担心如今公开老二会给他妻子带来影响,会向领导追责。“王家湾”的妻子在国企工作,计生管得非常严,正因为如此,老二一直隐着。

跟“王家湾”家老二一样隐着的小孩不在少数,五中全会公报后,等待政策放开的微信群里被各家老二的照片刷屏,过去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被迫隐着。

那位体制内人士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国家卫计委强硬地表态:在政策落地前“超生”的都属于违法。

“超生”和“违法”的帽子被扣在这些“隐二孩”身上,很长时间内他们无法“在阳光下成长”。即便“全面放开二孩”,他们的父母依然在为摘掉“超生”“违法”的帽子而抗争,这是这个时代难以愈合的伤疤。

生命力顽强的老二

这些政策外的老二,悄然在母亲的子宫里着床时,生命力就格外顽强。与老大被呵护着出生不同,老二往往要经过抗争。

去年6月,出差回到杭州后,“初晓”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想要,当时大儿子才2岁需要花精力照顾,更重要的是丈夫在国企上班,被单位发现政策外生育工作就不保,如果换工作,要举家迁到北京。

如果不是“初晓”母亲的坚持,老二就留不住。像是命运,“初晓”母亲在湖南老家做生意,多年都不去杭州,恰好在“初晓”怀孕时去了。“初晓”的母亲坚决反对她流掉老二。1982年出生的“初晓”是家里罚款生的老二,后来母亲怀过弟弟,7个月时被引产,这成为了母亲一辈子的伤。

“初晓”的私企老板也劝她留下老二,老板当年囿于“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了一个孩子,儿子天天追着她要弟弟,她跟儿子解释中国人只能要一个孩子,儿子问姥姥是不是外国人,因为姥姥有多子女。这种遗憾和烙印会跟着人一辈子,终身无法逆转。

“初晓”母亲最决绝时,说如果老二流掉了,以后各过各的。“初晓”决定把老二留下,丈夫为防万一,开始找北京的工作,但那时很多外企在裁员,找工作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初晓”基本无瑕顾及老二,老大频频生病住院,母亲回老家、丈夫上班,只剩“初晓”照顾老大,陪床守夜。怀孕中期,老二发出过最强烈的信号也是唯一一次,“初晓”出血了,好在后来无事。

出生后,东躲西藏,“初晓”没有奶水,老二喝奶粉,很少生病,长得很皮实,反倒不像老大容易生病。

跟“初晓”的老二一样,“狐狐”的二女儿也是生命力顽强。2008年5月,做热电工作的“狐狐”去绵阳出差,汶川地震被困一个月,例假迟迟没来,回到北京后发现已有两个多月身孕。

“狐狐”不想要老二,丈夫在国企,被发现工作会不保,加上他们的户口是“男京女外”,政策外生育女方户口不能进京,老二也无法落户北京。

老二发育得比一般胎儿快,“狐狐”去医院流产时,医生说胎儿太大不能做无痛。“狐狐”怕痛,回家考虑了一周,再去医院时,医生说3个多月,需要引产。“狐狐”髋关节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只能剖腹流掉小孩。

“狐狐”一咬牙,决定把老二留下来。

2%的空间

父母们咬牙把老二留下来,更为艰难的关卡在于父母所在单位和街道计生办。

山东临沂农村的“美丽”向凤凰网求助,计生让她去“查体”,已有6个月身孕的“美丽”外出躲避,计生每天上门催促,甚至威胁抓人。

“美丽”的二孩究竟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前还是后出生,还是未知数,但农村的计生管制从怀孕就开始了。农村封闭的空间给计生管控增加了可能性。

按要求,外出务工的“美丽”每年需要查体3次,可以回村查,也可以在务工地查后把检查报告传回去。一旦延期不查,计生的人就会上门催,甚至抓人逼迫。据负责”美丽“所在村计生工作的孙秀雯介绍,村里和上级计生部门签了合同,有人政策外生育,计生奖就没了。农村依靠高频率的查体,严格管制政策外生育。

到了城市,公职人员的计生管理也相当严格,政策外生育对于单位领导的升迁是一票否决,全单位的计生奖也会泡汤。如果女方是公职,怀孕基本很难不被人知晓,;如果男方是公职,妻子在私企还有政策外生育的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家湾”的老二是幸运的。2012年,“王家湾”妻子意外怀老二后,第一时间跟单位领导商量,领导体恤,同意她以“抑郁症”为由请了半年假。“王家湾”的老二在北大妇幼建档、出生,医院没要过准生证。没有准生证,“狐狐”的老二也顺利在北京的医院出生。杭州的朱国健在老二出生前找办假证的办了张假的准生证,护士瞧了眼,没有深究没有阻拦,女儿顺利在公立医院出生。朱国健胆子大,老二用医保生的,计生没找他,他猜测系统内的不同部门有壁垒。

“初晓”以为只要瞒着丈夫单位,一切就太平了,她挺着肚子毫无顾忌地带老大在小区里散步玩耍。但有天,“初晓”怀疑自己被举报了。“初晓”丈夫接到社区计生的电话问是否怀了老二,他承认了。不久,受计生委托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去了“初晓”家,毫无防备,穿睡衣的“初晓”一眼就能被识别怀孕了。派出所的做了情况登记。此后,处于未知中的“初晓”一直担惊受怕,有人敲门就紧张。但没人再因为此事找过“初晓”。

“颜颜”在北京的社区做计生服务工作,她透露街道对于政策外生育的有个红线,2%以内的“超生率”是被允许的,不影响街道的计生奖发放。街道的计生服务对象分为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对户籍人口的计生管控会严一些,但“户籍人口很少生,流动人口一般要什么证明我们都给开”,在人们生育观念已经改变的城市里,2%的红线基本不可能突破。

红线基本不会被突破,“颜颜”的工作中能给开绿灯的都开了。医院开“出生医学证明”前,需要新生儿家属到社区开一份“生育服务联系单”,医院再将情况反馈到街道计生办。“颜颜”说一般“超生”情况她们都知道,也会根据要求入户调查,但基本了解完情况也不会做什么。

隐于市

老二们出生的顺利,却不能“在阳光下成长”,要随时防备被人发现。

“王家湾”在老家交了几千块社会抚养费,给老二上了户口。从政策来看,“王家湾”没有可担心的了,但他害怕妻子单位知道。

“王家湾”妻子同事以为她换了抑郁症,要去家里探望,都被她拒绝了。老二出生后,一家人住在妻子单位旁的出租屋里,每次出门,“王家湾”都要四处瞧下有没有熟人,躲着走,生怕被人看见。那种“逃犯”的扭曲心态让“王家湾”非常难受,但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遇到妻子同事,实在绕不过去,他们会请同事千万别跟别人说。

撞见过“老二”的人心里也憋的难受。“全面放开二孩”后,“王家湾”公布老二后,有妻子同事说这个秘密保守得太难受了,“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

去年,“王家湾”搬到通州住,不用再担心撞见妻子的同事,但新问题又来了。家庭间定期会一起出去玩,起初“王家湾”没有带老二去,他觉得让朋友保守秘密会让别人不舒服。出门前,“王家湾”只能编理由告诉老大不要说有弟弟,别的小朋友都没有,会嫉妒的;另一头告诉老二是带哥哥出门看牙。回家后,压抑的状态让“王家湾”感到难受,一咬牙,决定把老二带去参加家庭聚会。只是,他的微信朋友圈没发过老二的照片,同事们也不知道。

“狐狐”也讨厌这种躲藏和隐瞒。她生完老二后,髋关节做了两次手术,丈夫同事去家里探望,“狐狐”让姥姥把老二带出去玩,把老二的衣物和玩具藏起来,以防被人发现。

“狐狐’丈夫单位有次组织活动,老大去参加,领礼物时跟工作人员说要两份,要给妹妹带一份,“狐狐”丈夫赶紧打圆场,说是亲戚家的孩子。怕老大说漏嘴,“狐狐”丈夫单位的活动再没让老大去过。

“狐狐”丈夫单位组织家庭出游,同事让加微信,“狐狐”只能装没听见,把话题岔过去。

被举报过的“初晓”神经要紧张很多,从河南老家生产完回到杭州,不敢回原住处住。老板人好,让“初晓”一家去自己空置的房里住,不用上报住户信息。

“初晓”过得小心翼翼,有天看新闻,知道要进行1%的人口普查,10月16日到11月1日摸底,11月1日到15日入户调查。“初晓”再一查,所住地恰好在杭州抽查的316个社区中。担心老二被查到,摸底前,“初晓”举家搬到对面宾馆去住,跟宾馆说家里装修

宾馆不能做饭,吃外食,丈夫和儿子都拉肚子。“初晓”盘算去别的地方租房,问了中介后,得知房东需要报备租客的身份证信息,担心一上报就被发现,只好放弃租房的念头。郊区亲戚的住房正好还有空房间,“初晓”举家搬去,距离远,上下班要花去近4小时。

“初晓”等着人口普查后,搬回城里住,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还需要“逃”,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不会对她丈夫的工作造成影响。

“神份证”

政策外生育的老二,越成长遇到的阻碍越多,身份证和户口开始介入她们的生活。

每年寒暑假后,对于“狐狐”一家是煎熬。开学后,同学们要交流假期去哪里玩了,没有身份证的“狐狐”家老二坐不了飞机,出不了远门。

2012年,老大上小学前,“狐狐”带她去了趟香港,这是老二出生后第一次跟姐姐分开,姥姥跟老二说她没有身份证不能跟着去。那时的老二对身份证还没有概念,只是跟姐姐分开后的孤独跟身份证捆绑在一起,让身份证这个概念变得具体起来。

此后,身份证和户口不断出现在老二的生活里,不断被强化。姐姐到中关村上小学,老二跟着过去,爷爷是中科院的,本来没有户口不让上机关幼儿园,找了关系才让上。大班时交材料,老师让带身份证和户口簿,老二拿不出来,特别失落。

老二从会说话开始,就把身份证叫做“神份证”,她不纠正发音,觉得这样的叫法有意思,后来全家都这么叫。去年圣诞节,“狐狐”家老二和外教练口语,提到身份证,外教问她是护照吗,老二说不是,然后把身份证的外型描述了一番,从照片到住址、号码,描述得非常细致。“狐狐”感到吃惊,猜测老二在家趁她们不注意,仔细观察过身份证。

“狐狐”身体有残疾,按政策能早些时候把户口从外地迁到北京。今年1月,“狐狐”的户口顺利入京,一家人规划寒假出远门玩,带老二坐次飞机。

“湖水”没有“狐狐”幸运,丈夫是北京户口,她是外地户口,去交社会抚养费,对方说她没有缴费资格,让她回老家交,老二在北京落不了户。她不想回老家落户,两个孩子不同户籍,“湖水”觉得对老二不公平。此前拒绝去国外工作的“湖水”丈夫为了老二终于同意,他试图“曲线救国”,拿到美国绿卡后,把老二迁过去。

户口簿上没有“狐狐”家老二那页,老二一直问“狐狐”,“狐狐”户口进京后,她就着手办理老二的户口。老二知道“狐狐”去给她办户口,她先画了身份证和学生证放户口簿里,表明是一家四口。

“狐狐”去街道计生办报材料,北京市的社会抚养费按3到10倍交,根据北京市人均收入和“狐狐”一家收入水平测算,“狐狐”要交24万多的社会抚养费。24万的费用让“狐狐”难以承受,她准备提起行政复议,去海淀区政府时对方讲如果不行政复议,能降到20万,“狐狐”丈夫说16万能接受,对方不同意。

老二今年上小学,5月份要在网上报名,“狐狐”想在报名前把户口办下来。准备去交社会抚养费前两天,“狐狐”在网上认识同样经历的人,对方告诉她父母户口在北京,老二没有户口也能上学。看着老二对身份证的盼望,“狐狐”觉得愧疚,但接触了相同群体,知道他们为拒绝交社会抚养费所做的抗争后,“狐狐”也不想交。

上一年级后,有天老二告诉“狐狐”自己被老师表扬了,原因是老师问哪里有国徽,有同学说身份证上有。老二发言说小孩没有身份证,因为小孩变化大,今天照了相,明天就变了。“狐狐”曾以这个理由告诉过老二她为什么没有身份证,她相信了。

“取消社会抚养费”

“全面二孩”前,“狐狐”因为不接受24万的社会抚养费,向海淀区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复议结果是维持24万的数额。

紧接着,“狐狐”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8月20日立的案,如今还没开庭。“狐狐”觉得法院在等“全面二孩”的风向。“狐狐”也不想早开庭,她希望拖到社会抚养费的政策有所松动甚至彻底变化,跟她相同情况的案子在房山区开庭后,一审败诉,等着11月底二审。

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前一晚,是“风声鹤唳”的一晚,和以往相比,议论的空间反而变窄了,只有300多粉丝的她被永久封号,原因是她当天转发了因为生二孩被开除公职到卫计委上访人的信息,而此前她发布的内容要敏感激烈的多。

2年前,“单独二孩”放开,“抢生”的群体去卫计委反应诉求,最终把“单独”群体的社会抚养费降到了3倍,以往由开罚单的人在3到10倍中挑选个数字。“狐狐”和同伴们更坚决,他们不接受“罚款”,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她们认为,既然已经“全面二孩”,先生和后生没有什么区别。

“全面二孩”后,“狐狐”们和卫计委的抗争到达了顶峰。卫计委多次公开表示:在政策落地前“超生”的都属于违法。而“取消社会抚养费”被“狐狐”们视为最关键的一役。

从11月初开始,“狐狐”们每天不间断去卫计委拉横幅反应诉求,通过信访渠道得到的回应是:先生的就得要罚。但对方并没有说罚多少。“狐狐”们把写有“募捐社会抚养费”的箱子放在卫计委门口,他们把这当做行为艺术。

过去,卫计委会把横幅收走;如今,冲突最激烈时,门口的4辆警车和2辆公交车直接把反应诉求的人拉走。被拉走的第二天,“狐狐”们继续带着横幅和募捐箱去。(文中采访对象为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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