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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胡乔木传》出版 邓力群审读意见披露


来源:凤凰周刊

邓力群在审读意见中总体肯定书符合“乔木同志对党史著作的要求”,“可以作为党史和国史的附传来读”。他还具体赞赏道:“例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等,传记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论,说服力较强,可以明是非、正视听。”

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在一起。

原标题:大陆官方《胡乔木传》出版:一生即中共理论和文宣史一侧面

胡乔木不是居领导核心地位的决策者,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中央报刊的重要社论,都出自他手。一段时间里,外界视他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

他在1992年去世时,获得官方盖棺定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去世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除刊发新华社通稿《胡乔木同志生平》外,统一发四张照片,他与毛泽东合影两张,与邓小平、江泽民的合影各一张,寓意是他一直和三代共产党领导核心在一起。

2015年1月,81.5万字的《胡乔木传》上下册面世,这位共产党要员身后终于有了官方版的传记。对于成立于1994年的《胡乔木传》编写组(以下简称编写组)而言,他们完成了最重要目标,如释重负。2月10日,就在书出版后一个月,担任组长的邓力群去世。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在邓力群遗体告别仪式现场说:“邓力群叔叔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

二十年前的任务

《胡乔木传》的编写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秋邀请胡乔木将几十年的文章汇编成书,胡乔木欣然同意,他其实早就让秘书邱敦红和徐永军、儿子胡石英一起整理他早先发表的文章。借出版社的外力推动,文集搜集整理工作步入正轨。

李今中于1991年10月从石油部借调到胡乔木身边,负责文集的各项编辑工作,他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念念不忘在胡乔木身边的330天。胡乔木在家中二楼腾出两间办公室,制定的工作原则很简单:看材料、选材料、编材料,每周五汇报。胡乔木本人亲自翻阅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合订本,许多文章未署名或署笔名,别人无法辨认。胡乔木规定,只有全文是他亲笔写的才算自己的作品。

最终,有232篇文章被胡乔木圈定入选,随后中央档案馆挖出36篇社论补充。《胡乔木文集》的第一卷收《解放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少量其他政治评论;第二卷收党史、理论、政策方面的论述;第三卷是其他性质的文章和杂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党的十三大这一历史时期,也就是他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岗位退下来为止,党中央所发出的重要文件,几乎没有一篇没有倾注他的心血,留下他的笔记;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几乎没有一项重要措施和行动,没有参与决策和贯彻执行的。”李今中回忆道,他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认识到胡乔木在共产党中的历史地位。1992年9月,文集第二卷尚在交付排印中,胡乔木去世了。

1994年5月,上级部门批准编写组成立,明确规定主要任务:编辑出版各种专题文集,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胡乔木的生平进行研究,写出有思想历史深度的《胡乔木传》。“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系统地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长远的意义。”

同年8月,编写组正式成立,邓力群担任组长。编写组设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之下,该所是邓力群和胡乔木在1989年9月组织建立,专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编撰工作”。

编写组陆续出版了三卷本《胡乔木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及其增订本、乔木文丛(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谈新闻出版、谈语言文学、谈文学艺术、书信集、诗词集)、《胡乔木集》、《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两次增订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以此为基础,编写组在2006年完成《胡乔木传》初稿,此后不断修改,定稿时是46章,在2010年9月根据邓力群的审读意见向上送审。编写组副组长程中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全书是在邓力群的指导下完成。

邓力群在审读意见中总体肯定书符合“乔木同志对党史著作的要求”,“可以作为党史和国史的附传来读”。他还具体赞赏道:“例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等,传记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论,说服力较强,可以明是非、正视听。”

中宣部将书稿给8个单位送审,分别是: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社科院、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邓力群点名要让党史界元老如逄先知和金冲及、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原《求是》总编辑有林参与审稿。最终,从46章压缩至38章。“核对材料、纠正错误、补充遗漏,这是内容方面的修改意见;调整章节、删削篇幅,这是结构方面的意见;改善提法、润色文字。”程中原转述编写组收到的修改意见。

以上说法都很笼统,程中原指出“改善提法”大有文章可做。对编写组而言,最难的修改是摆正胡乔木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关系。中央的精神是,胡乔木是领导人的助手,在领导人的指导下协助工作。

“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

程中原介绍,写作《胡乔木传》有两个基调,其一是邓力群综述胡乔木一生之语,“从学徒到助手到开始独当一面”;其二是胡绳评价胡乔木语,“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38年,胡乔木进入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翌年主编该部名下的《中国青年》杂志。正是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的撰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胡乔木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来临,1941年2月他调任毛泽东秘书,从学徒做起。“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杨尚昆回忆刚到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

邓力群说,优秀“学徒”胡乔木的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和政论写作,毛泽东出个题目、说个意思,胡乔木迅速完成文章,经毛泽东稍加修改后就送共产党报纸、通讯社发表。毛泽东曾开玩笑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第二,是胡乔木对于党史研究的贡献,他刚当秘书就参加《六大以来》的编辑、校对,此书被称为“党书”,是毛泽东与王明等留苏派进行路线斗争的武器。

中央机关到西柏坡后,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进北京后,他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9月,他参与起草政协的《共同纲领》。10月1日,他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胡乔木在11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和党组书记,整顿建政初期的新闻业,制定了许多沿用至今的方针政策。

期间,胡乔木改进了新华社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他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1949年后第一本重要的党史教材。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编辑《毛泽东选集》、起草八大文件……胡乔木马不停蹄参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一项又一项重要工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胡乔木同情彭德怀一行人,最终无奈屈从。1961年6月起,胡乔木迫于神经衰弱症严重,离开了中枢,开始长期休养。文革期间,胡乔木受到批评、审查、揪斗、软禁,按他自己话说是被“冷藏”。但比起毛泽东的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尚属幸运。

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胡乔木受命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与“四人帮”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再次挨整,受压写下揭批邓小平的材料。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被禁止参加广场上的追悼大会,也不准去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为请求开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即后人所说的“效忠信”。

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去见邓小平,王震带上了胡乔木写给邓小平的道歉信。邓小平表示不介意过去的事,要胡乔木放下包袱,并称“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

胡乔木复出后,协助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做了诸多工作。最大的成就,是他担任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至今,大陆在建政后的历史问题上都须遵循该决议的定调。1980年,胡乔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1980年代留给外界的最重要印象,是他极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十三大后,胡乔木退居二线,成为中顾委常委。1989年10月,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定位自己的角色:“可以说我是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忠诚拥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他的亲密助手。”

离开一线后,胡乔木将更多精力花在党的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上,他俨然成为党史界的政治把关人。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这一类重要著作在修订再版或编辑出版前,都要经胡乔木在用字、句法、逻辑等方面把关。胡乔木甚至会过问这类书出版后的宣传报道。

胡乔木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是大陆官方于2012年6月2日纪念胡乔木诞辰一百周年。

[责任编辑:PN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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