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宰了合同工的“命价”？

近日，浙江省义乌市首批5名聘任制公务员即将走马上任，在工资待遇和福利方面，将按照合同实行协议工资，各岗位的指导年薪不低于30万元，相当于当地基层公务员年收入的3倍左右。对于这一举措，众多专家和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打破铁饭碗”的有之，认为“变相加薪”的有之，认为“打乱公务员队伍”的也有之。在此，我们不和公务员比，只和同样的“合同工”对比，1个公务员的价值真的能顶10个消防员或30个环卫工吗？

报载，义乌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在浙江开启了公务员聘任制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一条引才“新通道”，同时也打破了公务员“铁饭碗”的常规概念。此次聘任制公务员招聘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经过近5个月的资格审核、考试测评、考察和体检，5名聘任制公务员将于近期走马上任，各岗位的指导年薪不低于30万元。

当地官方在解释这一创新时明确表示：与一般的公务员相比，这批聘任制公务员在职期间虽享有行政编制和一系列优越的福利待遇，但再不是“铁饭碗”。也就是说，聘任期满，已聘任公务员需要考核，再看是否能够被续聘；如果不能被续聘，就只能面临下岗。

当然，现成的先例是，深圳市2006年8月就试水聘任公务员，时至今日该市所聘任的3200多名公务员无一被解聘。

“抱火哥”皇甫江武不是现役的消防兵，而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合同制消防员，合同两年一签。“工资第一年每月2600元，第二年每月3000元，听说干到12年可拿到4000元。”皇甫江武说，他是合同制消防员，工资不高，体能不好，出于种种原因，今年4月30日合同到期后，他决定离开消防队。（据《大河报》）不过，在不久后的另一次采访中，皇甫江武又表示将续约，还是合同工。

2013年7月29日，72岁的环卫工人靳春波倒在了河南新郑市自己负责的清洁路段上，在被确诊为“热射病”后三天，靳春波停止了呼吸。城管局却表示，因为靳春波是临时工，没跟局里签劳动合同，所以没有工伤保险，几经追讨和媒体介入后，靳的家属才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然而，靳春波去世后第3天，新郑市7名70岁以上的环卫工在领取了200元补助和慰问品后，就被要求集体下岗，但是即使是他们幸免的“年轻同事”——64岁的李海水此时的月工资也不过1080元。

临时工消防员“抱火哥”冲出火场。

据记者粗略统计，2013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0起较大火灾中，就有20多名消防员牺牲在一线。另有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我国在救火一线牺牲的消防人员超过140人。（据《温州商报》）和平年代如此惨重的生命代价，是绝大多数行业难以比拟的。

同样，尽管不会和歹徒搏斗，也不会冲入火场救人，环卫工人同样面临着生命危险。仅2011年，长沙市因公死伤的环卫工人即达102人，其中6名环卫工人因公死亡。目前，长沙环卫系统有工人1.1万人，这意味着每年每100人中，就可能有1名环卫工人伤亡。其他城市，每年因为交通事故、道路掷物造成的死伤同样数以百计。

即使我们不谈上述公共服务从业者工作的辛苦程度，只将上述触目惊心的伤亡风险与30万年薪公务员的工作环境相提并论，究竟忍不忍心说他们的低收入“天经地义”？

相比之下，由于消防员对于社会安全的必要性，合同制消防员的待遇不会出现诸如“达到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基准线，为了留住合同制人员还会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地方措施，但整体而言，甚至不如现役消防官兵。反观消防员每月净收入全球最高的美国，人均为2729美元（2005年汇率），中国只有131美元；1名入行5年的美国消防员，平均年薪9.9万美元以上，这是当地一般大学教授年薪的2倍。反观“抱火哥”就算干到12年，月工资也不过4000元而已。

诚然，中美在经济和文化上有着巨大的不同，不过在对待环卫工作的态度上大同小异。纽约大学人类学家罗宾·纳吉尔在研究了纽约环卫工人后指出：“环卫工人的死亡率是警察的两倍，是消防员的近七倍，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工作同样有着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人们往往只纪念警察或消防队员的冒险工作，从来不纪念环卫工人呢？”这是因为“好的城市基础建设是几乎看不见的。如果你能注意到，那就只能说明它做得不好。”

对于看不见的成绩和危险，不同国家态度倒略相近。在英国，环卫工是普通体力劳动者中薪水最高的，而且还很有尊严，如哪家垃圾分类没做好，他们有权不予清理。在美国，清洁工的工资（年薪）可达到4—5万美金。2013年韩国庆南昌原市也曾为环卫工人开出了年薪3200万韩元（合18万元人民币）的待遇。

谈及中国环卫工人的待遇，全国人大代表、淮安市清河区环卫事业管理处副主任孙国庆在两会小组讨论时甚至哽咽落泪：“环卫工人工资真的很低很低……”大多数地方的环卫工人都反映工资低，尤其现在环卫工人都是聘用的，有的地方800多元，有1000多元的，北京是2000-2500元。

78岁的环卫奶奶张秀荣工作36年仍是临时工，月薪只有700元。

公共服务业的遭遇，深圳消防职业化改革是直观缩影。深圳自1984年率先在国内实行了消防职业化改革，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支公务员编制的职业化消防队，其开支由地方负责，并且占用地方公务员编制。然而，2008年7月8日，500名现役消防官兵进驻深圳，这意味着该地消防职业化改革告一段落。

反对改革的意见称深圳千余名职业消防员加其它消防开支，地方财政每年为此至少支出1亿元，地方政府编制有限，消防职业化占用了市政府1000多个编制，如果再增加消防民警，一年就要再花费上亿元。这些现实问题直接导致基层消防人员难以增加及老龄化问题一线灭火救援力量严重不足。

反观另一个数字，早在2010年，深圳市地方税收已突破1000亿元。

或许有人会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造成公共服务被忽略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978年，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6个大行业中，工资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最低的“社会服务业”人均工资之比仅为2.17倍，社会服务业恰恰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收入最低的行业。而改革开放后的历年，收入最低的行业则变成了农业。

公共服务是公民与国家契约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纳税、政府提供或监督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并不难理解的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政府责任是以“政府行为”为中心构建，“政府行为”不仅包括“掌舵”，也包括“划桨”，“集体大于个人”的思维逻辑一直占主导，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还停留在“政府主导和恩惠”阶段，改善公共服务不再是义务，而是“善政”，这种思维无疑大踏步地退回了大清朝的“父母官”。

与“恩惠观”如影随形的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观，其中甚者则是“唯GDP论”，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再直接作用于民众，而是尽力改革服务于经济主体，如企业。比如义务此次招聘的5位30万年薪公务员，网友质疑他们究竟要做些什么工作能配得上高收入，从公开信息来看，他们的岗位技术含量绝对不低，但更大作用仍在改善投资环境和发展地区经济，说到底，还是为了经济绩效服务。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他们组成的到底是政府还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