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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合作与竞争
国际合作的表象使众多人士幻想，新兴大国能与发达大国顺利实现“共生”、“共荣”乃至“共治”，然而幻想总归是幻想，而现实仍旧是残酷的竞争。
二战后，国际合作的意识形态倾向明显，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合作争奇斗艳、交相辉映。但是，世界合作的主流还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合作，尽管反复，但是总的看开展得比较顺利，如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IMF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增进多边经济合作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此才有国际政治的相对有序、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冷战结束后，随着重要政治壁垒的消除，全球化下全人类共同应对的各类重大问题（如资源环境、卫生健康、金融动荡等非传统安全）迅速凸显，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与深化。由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挑战，美国霸权主义与单边政策又引发日益广泛的反弹，因此区域或双边合作方兴未艾。
但是，国际经济的总体态势依旧是竞争高于合作，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竞争贯穿着整个经济活动与决策过程。从一般产品、企业、产业、贸易与投资的竞争，扩展至科技、金融、规则与国家战略的竞争。由于国际资本的“股权”大小不等，国际分工的附加值高低不同，国际贸易的条件好坏有别，加上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规则，其垄断资本可以凭借“标准化”与“知识产权”坐享其成，更有甚者还通过发动金融恐怖袭击——制造金融动荡乃至危机吸取他国的财富。因此，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过去的50年里，经合组织（OECD）占全球人口的20%，却掌握了全球收入的80%。联合国报告估计，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
全球一体化与民族化
“全球化”业已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被全球化了的“国际公民”疲倦地游走于国际之间，蓦然回首，发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全球“一体化”趋势在实践上有这样的正面佐证：商品的自由流动，使诸多穷乡僻壤都能感受到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物美价廉；资本的纵横驰骋，突破国家樊篱，把一个个孤立的国内市场纳入国际市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空前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走向联合，实行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甚至是人员的自由往来；昔日弥足珍贵的国家主权正在欧洲淡化，欧洲各国正摈弃独立而走向新的联盟；近年来，地球气候环境的变化，使部分敏感的人们意识到“同舟共济”的共同使命，正努力共同携手来维护地球家园……
“一体化”趋势的有力反面佐证则是，“国际警察局长”——美国借用国际组织对一些其讨厌的国家进行制裁，就是人为将相关国家隔离于全球一体化之外，使其无法正常享受国际交往的好处。
即便可以列出更多的正反事实以证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无法颠覆全球的民族化的实质。商品以“国产”划分，人员以国籍来论，资本似乎无国界了，但是资本所有者依然有明确的国籍，资本所赢得的利润总是有着固定流向，而且当资本遇到流动障碍后，总是依靠特定国家的力量进行扫除。因此，资本所有者的国界决定了资本国界，财富积累的国界决定了资本国界。
当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向国民畅想全球一体化伟大进程，描绘世界正走向大同时，发达国家却在它们的夕阳产业上加快构筑贸易与市场壁垒，制造越来越多的商品与人员自由流动障碍，在高新技术上往往不惜采取出口管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不断强化自身具有明显竞争力的领域（如服务贸易、金融资本等）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发达国家在不断强化传统民族特色的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培育出新的民族品牌，如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瑞士的精密仪器、意大利的时装、日本的电器、英国的金融服务以及美国的好莱坞、华尔街与高科技等等。新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鲜活而有力地说明：“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国的应变与自变
在世界体系的函数式中，中国已经不再是个“应变量”，而是“自变量”。中国不仅应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中国人习惯了谋定而后动，习惯了顺势应人。而如今在不知不觉中，中国以小竹筷拨动了世人心弦，中国民乐在世界舞台的欢快演奏才刚刚开始。
近现代以来，因为持久的积贫积弱，中国人逐渐养成了顺应世界变化的习惯。顺应世界潮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明智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命运不再由国际列强决定，但是中国依旧是一个“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旁观者。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埋头苦干，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即便如此，中国人依旧习惯了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中国教科书中的“世界史”不包括“中国历史”，“世界经济”也不包括“中国经济”。好像世界的变化与中国无关，中国的变化只是世界变化的一个“应变量”。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急速升温。“中国制造”、“中国因素”、“中国价格”、“北京共识”以及“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等等此起彼伏，蜂拥而至。昔日连中国政府的行为都很少能引起国际关注，如今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资本的动向，甚至中国国民在国际上的举手投足，也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
当中国人仍然习惯作为国际体系的接受者时，国际社会关注的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体系的“影响者”甚至“决定者”。中国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秩序与规则的“自变量”。中国的变化正在引起国际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作用于中国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决策与行为。当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企业与公民，还没有清晰自身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时候，国际责任则扑面而来，而且难以规避。树欲静而风不止。时代在给予中国很多机遇的同时，也正给中国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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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涌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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