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

这天的高雄显得格外的拥挤，《美丽岛》各地服务处成员和支持者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慢慢向着扶轮公园方向汇集，仿佛受到某种神秘的力量的召唤。而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防爆警察，也如临大敌般集合起来把守住各个路口。

山雨欲来风满楼。

原来，在11月14日，《美丽岛》杂志组织了一场联合祈祷会，施明德在会上听从几位神甫的建议，决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时任高雄服务部负责人的陈菊协助施明德准备进一步筹组“人权纪念委员会”，并打算在纪念活动当天正式成立。

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人权纪念委员会”名义，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遭到当局拒绝。就在人权日前一天，国民党当局以将举行演习为由，宣布次日禁止任何示威游行活动，很明显是想扼杀这次游行于萌芽之中。

当局为了吓退这帮“乌合之众”，袭击了黄信介住宅和《美丽岛》在高雄、屏东的服务处。没想到《美丽岛》人员依然我行我素，驾车号召民众参加翌日集会。两名《美丽岛》义工在发传单时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和拘留，一直到次日凌晨才被释放。

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没有震慑这些人，他们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在高雄举行游行。很多原本没准备参加游行的群众被之前的迫害事件激怒，也不顾一切加入游行队伍中。队伍里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施明德，他手持火把站在车上，和姚嘉文规划着路线。面对着神情严肃的警察，黄信介要求提供演讲场地，遭到拒绝。

在施明德的引导下，游行队伍拉着布条、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扶轮公园集中。然而等他们快到达集会中心时发现，扶轮公园已被封锁，他们临时改变集会地点，即中山一路与中正四路口的大圆环。

这时，队伍遭到大批警察的阻拦，一时间如洪水被阻塞，乌压压的人群越积越多。吕秀莲从人群中站出来大声疾呼:“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

下面口号声、掌声一片。

游行群众气愤填膺，按捺不住的怒火让他们骚动不安，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越来越多了。当局的高压姿态让对立愈演愈烈，民众长期积怨演变成暴力相对。警察这时手持盾牌逼近行队伍，群众还以石块和棍棒。奉令打不还手的警察受伤惨重，主要街道一片狼藉。

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展，警方决定施放催泪瓦斯，最后以全面镇压收场。这场“美丽岛事件”，成了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

国民党的反应

蒋经国闻讯后感到事态严重，他于12月12日亲自慰问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次日下令查封《美丽岛》杂志社，逮捕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周平德、吕秀莲、林义雄等人，通缉在逃的施明德。

这时的宋楚瑜刚担任负责媒体审查的“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年仅37岁的宋楚瑜在内阁中年纪最轻，屁股没坐热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自然要好好表现。“奉令行事”的宋楚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发动社会团体声讨“美丽岛叛乱”。

由宋楚瑜经手的报告提到，《美丽岛》杂志社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进行“叛乱”。杂志社还歪曲事实否定执政者的合法性，抹煞当局30年来经济建设成就，有鼓励暴力之倾向。

纸包不住火，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件。现场的录音带在BBC上播出，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一方言辞。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所写的题为《台湾:接连不断打击反对派》的文章，指责此事件是“几年来台湾进行的几次最大的政治镇压之一”。作为当局新闻发言人的宋楚瑜针锋相对，以强硬的语气斥责《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其采访权。

当时海外很多人害怕这次事件会发展成另一次“二·二八事件”，国际相关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展开救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台湾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逮捕。很多学者当时也投书《纽约时报》，说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台湾的民主。

蒋经国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禁产生了动摇。他怀疑若《美丽岛》的那群人真的那么坏，为何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在救援他们？

蒋经国又问他的幕僚，这几个人是该判死刑还是网开一面？幕僚中有人说，当年国父就是因为清政府送了他们72具尸体而成事(黄花岗起义)，今天我们不能送他们这几具尸体，让他们成事。

于是，蒋经国犹豫了。

美丽岛的辩护律师

台湾当局决定用“军事法庭”审讯此次事件。由于牵涉人员甚多，审讯受到国际传媒、欧美政府、人权组织的高度关切。为使审判过程公平公开，当局开放岛内外人士旁听，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

被告方闻讯，开始积极延揽律师，但这又谈何容易？此时台湾政治气氛异常紧张，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律师要办理这样的重大案件，肯定吃力不讨好，不说公然与当局作对恐有灭顶之灾，但影响职业和前途是不言而喻的。

张德铭找到了陈水扁，这时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水扁只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海商法律师。打惯了赚钱的经济纠纷，面对这么一个棘手的案件，阿扁虽有意但又不敢冒然应允。踌躇不定的阿扁跟妻子吴淑珍商量此事，没想到妻子大义凛然地说:“当一位律师，如果说要自私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当律师还有什么用呢？”

陈水扁经过几番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成为被告辩护律师团的一员，负责为主犯之一黄信介辩护。

相对而言，谢长廷的思想斗争就少得多。谢长廷1975年从日本留学返台后，曾任林义雄、姚嘉文等人创办的“中国比较法学会”秘书长，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接受姚嘉文妻子周清玉的委托，担任姚的辩护律师。

谢长廷当时跟家人说:“我们律师有的辩分尸案，有的辩强奸案，有的辩偷窃案，这个案件为什么不能辩护呢？除了有风险外，没有什么理由啦。如果这个案件来了，我们律师不敢辩护，其实没有资格再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