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自己承认，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响。所谓眷村，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庭。而国民党军的军人，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亲人，一样有好人和坏人，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国人罢了。而他们的军人身份，出入于生死之间，又使眷村的相当多事情，同样能够让大海这一边的人为之感动。

比如，有个长在眷村，和邓丽君背景相似的台湾空军子弟曾经这样记述小时候的事情-那时每天眷村的小孩儿都到村口去等大人下班回来，他们的爸爸多是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其中，关艾丽（飞行员关永华的女儿，关永华在一九五六年失事身亡）也和他们一起去。孩子们就笑她，说你又没有爸爸要等，来干什么呢？这时，交通车上下来的飞行员蔡冠伦听到了，马上走过来，一把抱起关艾丽，说：以后你每天来接叔叔好不好？

虽然蔡冠伦后来进入了黑社会，成为台湾四海帮的老大，是正人君子心目中的所谓社会渣滓，而这一瞬间的蔡冠伦，赢得了我这个局外人永恒的尊敬。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邓丽君，对于这些阿兵哥，和他们忠于的那面旗帜，是怎样的心态，当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如果看惯了戎马父辈的邓丽君，看到今天的台湾的兵们对阿扁“你是我的巧克力”的谄媚，又是怎样的心情。

如果邓丽君活到今天，她会是怎样的呢？她的闺中密友林青霞怎样做的，已经让我们略可想象了。

小时候得邓丽君酷爱照相，这是她自己跑到附近的照相馆所照的照片，还摆出了一个蛮大人的姿势。

其实，写邓丽君和政治的关系时，依然给人一种心中澄净的感觉。因为，和大多数涉及政治的人不同，邓丽君从未利用她的政治活动中捞得什么好处，只是一次一次尽着她从心底认为“爱国”所应当尽的义务。邓丽君之于政治，一如她的歌声一样单纯。只是，歌声可以随心而转，而政治，对于单纯的邓丽君来说，带来的只有一次一次的伤害。

讲政治对邓丽君的伤害，并不是泛泛而谈。而伤害她的不仅仅是政治。

发生在1979年的护照案对邓丽君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台湾艺人为了出入境方便都购买一本外国护照，邓丽君也用有一本印尼护照，本来这已经是心照不宣事情，却突遭日本出入境管理局驱逐，是一次让她很伤心的经历。此事背景复杂，和邓丽君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过于走红有极大的关系。这时，日本拒绝她入境，台湾又借口她逾期不归拒绝她回来（也可反证邓丽君“特务”身份的有名无实），大陆以当时的环境又不能去，邓丽君四顾茫然，几乎无家可归。她只好在香港安顿下来，努力发展-而邓丽君当时不懂粤语，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她性格坚韧，终于克服困苦重新走上成功之路-这时，台湾方面看重邓丽君的影响，大开绿灯劝她回台，把她作一张政治牌来打；而日本，又以歌迷的压力而一反初衷，请邓丽君回日本发展。

人情冷暖，大概这数年间邓丽君已经体尝遍。此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末最终失去了回归大陆故乡的希望，使邓丽君颇受打击，她的身体日益衰弱，而旅居在外的生活，只能让这种衰弱越发严重。

也许，这就叫做魂魄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