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撤退

南苑失利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不但折了两员大将，还迫使29军撤离北平。7月28日后半夜，37师特务团团长副官崔金品接到命令，准备随军南撤。

崔金品感到很为难，他刚获得消息，当年一起来北平参军的同村兄弟赵学珍在一次偷袭日军时不幸牺牲了。崔金品想，老乡的尸体一定还暴露旷野，如果不帮忙收拾一下，以后就没法跟人家爹娘交代了。
战友们开始收拾东西了，崔金品偷偷来到机械房，拿了一支美式枪和一把铁锹，直奔日军大营。日本人已经转移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29军战士的尸体。当时天很黑，风把周围的树刮得呼呼作响，他根本无法辨认哪具才是老乡的尸体。

稍作思考，崔金品决定把所有29军战士的尸体都安顿好。院子里有个废弃的地窖，他一边喊着“赵学珍”的名字，一边把能看到的战士都拖进里面，处理了20多具尸体后，天边已经发亮。

崔金品立即跑回团部，此时部队已经撤退。他从厨房背了两袋子白馒头南追而去。此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进入北平城，崔金品跑了没多远，敌机就在上空投弹了，迫击炮也在身边爆炸。崔金品一路狂奔，中午时分，他终于赶上了部队。

29军撤离后，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38师从天津撤退，30日天津失守。平津地区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

崔金品、赵金典、马步先、马玉槐、孙敬生、李鸿斌、张可宗，这7位士兵各自跟着所属部队南撤，一路上，失望情绪在军中弥漫。他们后来大多到了河北保定，经休整后又奔赴各地继续抗战，8年后取得胜利。

“虽然‘七七事变’最后以29军撤退告终，但也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自此以后，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李鸿斌说。

70年后的军礼

在此后的70年间，曾因“七七事变”而走到一起的7位29军老兵，命运各异。7人后来全都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其中李鸿斌、崔金典、孙敬生、马玉槐更起义投诚，加入共产党的军队。

建国后，7人大部分都退伍另谋出路，只有李鸿斌和孙敬生还继续在军队工作。尤其是孙敬生，曾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李鸿斌则是部队里一名普通的教员。现在孙住天津，李则在南京养老。

马步先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但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主动请缨，参加了志愿军的后勤部队。战争结束后，马步先在人大附中从事财务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兵”身份而饱受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前不久他接受了心脏手术，耳朵也几乎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

和马步先一样，马玉槐建国后也去了北京，50年代还当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算是7人里仕途最顺的一位。后来，他还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

与其他几位不同，崔金品和赵金典退伍后并没有选择城市，而是回到河南老家，务农为生。崔育有1子4女，生活小康。赵金典却没这么好，他曾当过村里的会计，80年代退休后就一直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去年中风后，记忆力越发衰退，连村里的一些熟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张可宗的遭遇可谓7人里最潦倒的。1949年6月他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还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但均无积累。现在他和老伴每月只靠领420元的低保过活，且老病缠身。

7位老兵虽际遇不一，但现在，他们都在共同期待一个重要的时刻。前不久，在一群民间爱国人士的筹划和帮助下，7名老兵将于今年7月7日重登卢沟桥。这些幸存的历史见证人，在那一天，将举起布满皱纹的右手，向70年前并肩作战的29军将士们行最后一次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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