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气象员》海报

“异皮士”发起人之一阿比·霍夫曼（下中）

1968年春天，20岁的马克·鲁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刚从古巴归来，“那时候我们想表现得非常酷，当时世界上最酷的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那帮人”。他频繁参加各种会议，“5年之内大概开了1000次会”。《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由大段对当年组织成员的采访构成，马克·鲁德说，历史总是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他已经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知道在美国不能搞暴力革命，他承认民权运动在美国社会有着更主流更深远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我喜欢谈论革命，改变世界，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也许是上世纪60年代的全部主题。

1968年4月，在金博士遇害后，纽约哈莱姆区发生骚乱，黑人开始放火和抢劫，马克·鲁德目睹这一切，他相信这就是革命的开始。他组织同学们占领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他给校方的公开信说，所谓“代沟”，实质上就是战斗，“一方是控制一切的你们，另一方是感到被压迫、对你们控制的社会感到恶心的年轻人。我们将接管大学，接管这个世界”。

在金博士去世40周年之后，《今日美国》报重新踏访了当年发生骚乱的主要城市。堪萨斯城3天的骚乱造成6人死亡，312栋大楼被毁坏。“自1968年以来，堪萨斯城的黑人过得并不好。”格温多林·格兰特说，他是堪萨斯城城市联盟主席，“在很多有关生活质量的地方，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公正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后……金博士梦想的东西其实没一个在这里实现。”在芝加哥(听歌)的北朗戴尔，一位居民说，“这里有一些改进了，但是没人会想到要花上40年”。很多老居民说，金的死和骚乱才是北朗戴尔衰退的原因。

历史学家这样看待金博士:“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到处都是10大排名、明星和名人传记影片，将过去简化成为娱乐性或者神话。”“每个人都知道他那著名的演讲，但没有人能说出多一句的内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男人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梦想。我们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

40年前，贝·布托还是个要上大学的女生，她恳求父亲让她申请伯克利，但阿里·布托不同意，他说，“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太宜人，马萨诸塞州的冰雪将强迫你好好学习”。1968年的骚乱也席卷巴基斯坦，为了平息骚乱，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贝·布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我对暴力还没有任何概念，然而，随着针对父亲的暴力袭击不断发生，我对世界才有了新的可怕的感触”。40年后，她的命运再次印证，死亡威胁、腐败、暴力是她无法逃避的生活。

1968年，监狱中的老布托给女儿写信:“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再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读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完满的人。读一些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凯末尔、毛泽东的书，读一些印度古代史。此外，最重要的是要读读伊斯兰教的历史。”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教诲，也是一个长者让孩子在暴力的世界中寻求理性的支撑。

回头再看阿比·霍夫曼的演讲，里面不断涌现的脏字实在让人摸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但他的号召依然很有力量:“瞎分析什么，加入吧。”他为1968年8月准备的芝加哥“异皮士”聚会清单倒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有林肯公园(听歌)里的舞蹈表演、音乐会，有沙滩派对——唱民歌、游泳、烧烤、做爱，还有诗歌朗诵和宗教仪式，有“异皮士”奥林匹克，有“异皮士”选美大赛。这个聚会是为了与共和党的芝加哥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占据了林肯公园，号召现在就开始革命。但在他们的示威活动开始之前，他们就听到了苏联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消息，阿比·霍夫曼说，芝加哥变成了“捷克加哥”。布拉格的学生们问苏联的坦克兵:“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芝加哥的抗议者也询问警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在工作”。

在芝加哥的共和党大会之后，汤姆·海登在某朋友家的起居室里看到了北爱尔兰人游行示威的电视新闻，“我开始感受到上世纪60年代是个世界性的运动。我1967年去过捷克，后来也一直和那里的学生保持联系。‘68一代’到处都是”。40年后，他注意到斯皮尔伯格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阿比·霍夫曼的电影，“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也变成现在对未来的一种遗产。是的，里根时代完全逆转了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改革风潮。尽管他们成功了，但是我不得不说，上世纪60年代是不会轻易地被人们忘掉的”。

他说:“我们现在纪念上世纪60年代运动的40周年，但这些纪念会被这10年来的当地事务和国际事务变得苍白。也许在上世纪60年代过去50年之后，在2010年，我们能更好地反思那个年代，而反思的立场无外三种:一是让60年代精神复活，二是彻底埋葬60年代，三是操纵那个60年代的故事为我所用。关键是你会站在哪一个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