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在至少称得上在舒适的环境中受教养，现在生活在大学中，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汤姆·海登在《休伦港宣言》的开头说。1962年6月，45名新左派青年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集会，通过了一份长达62页的《休伦港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那些学生大多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如今，汤姆·海登这个左派青年已经成为一个左派老头，他在接受我们电子邮件采访的时候说:“休伦港宣言的宗旨是为了给每一个人更多的资格和空间去实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参与权。它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体制，而是希望能增加个人、社区和体制之间的通路，如果必要，则需采取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这并不关乎社会主义，也不关乎资本主义，这只关乎人们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去寻求和创造民主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段回答可以看成是他40多年前宣言的重复，那时候他说，“我们将用植根于爱、思考、理性和创造性之中的权利来代替植根于财产、特权和环境之中的权利。我们寻求一种个人分享民主的社会制度，它取决于两个主要目标: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社会被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性并且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媒介”。

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发起了“学生言论自由运动”。他站在校园里演讲的场景很容易就在YouTube上找到，得体的西装看上去像Raf Simon的裁剪。他担心培养思想贵族的场所变成一个就业培训班和工业人才的生产基地。“今天美国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改变美国，我们整天为之焦虑的‘未来’和‘职业’正占据着我们智力和道德的荒芜地带。”他最著名的演讲是“个人对机器”，“机器”一词开始指的是工业生产与效率，接下来也会指向那些冲进校园逮捕学生的国民卫队，还会指向坦克和直升机以及更残酷的国家机器。“机器运转起来是如此丑恶。你要让自己躺在这个机器的齿轮、车轮、杠杆或是任何一种零件上。你要让它停止运作。你要告诉那些运转这台机器的人、拥有这台机器的人。除非你是自由的，否则这台机器将永远无法正常运转。”

当时校园里一位学哲学的女生被萨维奥的魅力打动，“他的魅力来自于诚挚，他不使用花言巧语，能让大家很容易理解他的意图。他不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有雄辩的好口才，也不如海登那样有律师般的精确”。这个女学生嫁给了萨维奥，可如今掌管萨维奥基金会的是他的遗孀，名字和当年那女生不一样。革命总给男性带来浪漫色彩，革命带来的婚姻在海登身上更有戏剧性:简·方达离开资本主义大亨嫁给了这个革命青年，但上世纪60年代的浪潮平息之后，简·方达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大亨的怀抱。

2003年8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纪念40年前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40年前，劳尔是金博士25万听众中的一个，他是个大学生，担当着游行队伍的救护工作。他正要把一个脱水的妇女抬走的时候，金博士演讲开始了，他问那个妇女:“我们能停下来先听演讲吗？”那女人说:“可以。”劳尔就把她放到担架上，一起聆听。如今的劳尔是个社会活动家，为西班牙裔移民服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将某些人看做是次一等的体制。”

有一位当年的游行者可能是对只有几千人来集会感到不够热闹，他说:“1963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网站，没有手机和传真机，我们只是行动。”而另一位45岁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则说:“现在示威的胜利并不一定要把10万人弄上街，有10万人点击某个网页，这就行了。”

在上世纪6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最有传播效力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对这个演讲做出了解释，他说，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成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的进步历程。对于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学生非暴力联络会曾强调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种族平等同盟的一位领导人说过，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埃里克·方纳说，民权运动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了一种被学生称为“高度自由”的东西，这是一种包含了个人目的和个人成就的感觉，它鼓舞人对现有体制和各种权力机制进行挑战。

这一番解读能说明《我有一个梦想》为什么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得到共鸣。左派老者海登现在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呼吁结束伊拉克战争和推进全球性平等上，他说:“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学生运动的诉求在于，它鼓励人们去参与到那些可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去，而1968年在全世界发生的各种运动中都有这样的诉求。1968年最大的遗产在于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法律和文化标准，而这些在不断推动着人与人之间平等和人们的参与权力的深入。人们把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标准，一个参照物。你看，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还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追求，这些都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电子邮件中的单词，必须被老左派铿锵地朗诵出来才显得不那么空洞，必须以海登40来年未变的信念做注脚才会显得有一点价值，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解决赤贫问题，在我们的地球上，每天都有30亿人无法温饱。第二就是给工人、穷人、少数人种和弱势群体更多和政府沟通的可能，更多发言的机会。这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是在何种社会体制、何种经济体制下面，这些都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5年夏天，新墨西哥州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马克·鲁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FBI的一所培训学校邀请他去讲课。1970到1977年间，这位教授是FBI的通缉犯。他现在给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讲代数，那时候他给工人阶级讲怎么干革命。他是SDS分裂之后的暴力组织“气象员”的领导者，他们囤积炸药，在政府部门实施爆炸，企图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关这个组织的电影《地下气象员》2003年公映。

FBI邀请他讲课，以帮助警员们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与心理。他征询朋友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劝他别去，但他还是鬼使神差地站到了FBI培训学校的讲台上。课堂上坐着21个中年警员，他们之中只有3个人看过《地下气象员》这部电影。鲁德教授开始回忆，他说越南战争是非正义的，学员们毫无反应。他把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做比较，21个强壮的警员都把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荒谬的言论。当他说到民权运动的时候，警察们依然毫无反应。培训班的老师想引导他谈谈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上的区别，但学员们对这些屁话没兴趣，一个警察直截了当地说:“你犯法了，我们就要抓你。”这让鲁德教授意识到他在和一帮国家机器打交道。他接着说1968年春天警察怎么在哥伦比亚大学殴打学生和旁观者，这次，警察们回应:“这不可能。”“现在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鲁德教授说他这堂课有两个感受，第一是学员们对历史无知，他不得不经常来解释上世纪60年代的一些名词;第二是学员们也没兴趣探讨理论和历史，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唯一认识就是，“那些人恨我们”。他们参加这个培训班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