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大力抽紧银根，举办折实存款、配合财政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不到半年就有效抑制了此前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1955年3月，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规定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最后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通胀痕迹。

改革开放以来，央行先后四次执行了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85年前后、1988—1989年、1993—1995年和2003—2008年，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金融业改革之路还很漫长，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6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中国金融业却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改革开放前，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仅3000多亿元；30年后，金融资产总量已达86.5万亿元，比20年前的1989年足足增长了53倍。

“巨变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周小川说。他亲身参与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改革。

“2002年，境外媒体对中国金融业有很多批评。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那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5%，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可能25%都打不住”。周小川回忆道。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实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2004年1月，国务院公布中行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这项被温家宝总理称为“背水一战”的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改革改善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明显提升了其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使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周小川打比方说，“相当于在危机前就建好了‘缓冲垫’，这样一来，好比一辆汽车遇到很大的颠簸，但由于缓冲设备还不错，所以没有把人给颠出去。”

时下，工行、建行、中行已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三家银行。对此，周小川表现得很冷静:“银行排名有好多种标准，市值是一种，此外还有营业额、总资产、核心资本等，即使市值也是动态变化的。我的意思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中国金融业尤其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有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

由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周小川被媒体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谈起这次改革的背景，周小川说，我们的汇率体制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进入90年代以后有几次重大改革: 1994年1月1日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4月成立了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正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汇率改革了，而机构还不健康，就会造成风险。于是，风暴过后，2003年10月，国务院确定了先进行国有银行改革，同时逐步放宽外汇管制，推进外汇市场建设，然后再进行汇率改革的顺序。“所以，这次改革不是迫于某种国际压力，而是我国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

“推动金融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央行推动金融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金融与大众联系越来越紧密。”周小川说。

如今，人们的钱包里都会有几张银行卡。一张卡片，一个签名就能轻松完成一笔消费。在央行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银行卡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国总发卡量达19亿张，居全球第一位；剔除房地产、大宗批发等，银行卡消费金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27.7%。

刚从欧洲旅游归来的谷先生，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国际信用卡上存钱，还掉境外消费的1000欧元。“逾期不还会被记入‘信用档案’，信用上有了污点，以后想贷款、办卡什么的可就难啦！”

让谷先生珍惜的“信用档案”由央行组织建立。2006年1月，个人“信用档案”——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目前已收录近6.54亿人的信用信息。个人“信用档案”好比“经济身份证”，通过褒奖守信行为、惩戒失信做法，来激励和约束个人重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不对的说法一定要顶回去”

今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一周，央行网站上连续刊载了周小川的三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今年年初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储蓄太多导致全球不平衡。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一定要顶回去！”周小川说。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及中国在危机救助、恢复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中国的金融立场和政策主张正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