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命运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作为旋涡中的三个关键人物黄晓菊、潘祎、赵林又如何呢？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当时，这场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社会上的‘正统人士’，尤其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在讨论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热情参与讨论的青年人，许多都受到了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现实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赵林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 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在百盛星巴克，黄晓菊喝着苦咖啡，跟记者聊天。

潘祎没有读完大学，命运也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潘祎现在何处，彭明榜和黄晓菊都在猜测。“也许出国了？他妻子在挪威。”

赵林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赵林说，“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那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窄与宽的辨证

无论如何，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其影响是深远的。在1980年第9期《中国青年》上，一个叫周晓东的浙江农民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参与讨论、并因此收到全国600多封青年朋友来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组织了一场《怎样从“愤青”到“奋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谈会。

“为什么25年后，要再组织这样一场讨论？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场讨论了。”对于记者的提问，周晓东说:“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冷场的。”

现在的周晓东是浙江五峰电容器公司董事长，身家过亿。“我是个地主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与一般青年人相比，经受的折磨更多，参加潘晓讨论前后我在浙赣地区漂泊着做苦力，学木工，但‘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阐述的观点也是这样。那封信发表后，全国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给我来信探讨人生问题，互相鼓励，更增添了我奋斗的勇气。”

靠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周晓东做过木工、养过长毛兔、推销过树苗，一直到用两万元作本经营一家小电容器厂，直到今天做得风生水起。“参与过潘晓讨论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在我的经营道路上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情。”周晓东说。

1982年，周晓东去安徽推销养蚕用的桑树苗，在宣城地区宁国县，也许是这样的推销见多了，当时县林业局李局长，听了周晓东的介绍，无动于衷。可当周晓东递上名片时，李局长态度立刻大变，激动地问:“你是不是参加潘晓讨论，并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的那个周晓东？”“正是本人。”“就凭这个，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没想到，李局长也是个热血之人，参与过那场讨论的人，永远不会泯灭那份激情，”周晓东说，“1996年，我去参加一个电容器技术研讨会，当时江西的黄渭国也在会上，当得知他也参加过潘晓讨论，我问他愿不愿意加盟我这个当时还没有规模的厂子，黄渭国二话没说，回去跟原单位办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总经理，一干就是10年，前两年才离开，自己经营自己的去了。”

“那种广泛的认同就如同更远的年代凭一曲《国际歌》找到同志一样。”彭明榜说。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周晓东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今年8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彭波认为:“改革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说，是人的个性的最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不满走向寻求变革、寻求个性解放、寻求创造的过程。潘晓的所有疑问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一种旧体制的诘问。当让潘晓痛苦万分的生存环境一点点消失之后，我们意识到，那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一次必然铺垫。”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说。

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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