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大到让我害怕”

解说：1960年的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之后群众为归来的登山队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大会。而此时的王富洲和同伴屈银华，却正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曾子墨：在医院里面住了多久？

王富洲：在医院住了，有五、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将近四个月，截肢就是在那儿截的。

曾子墨：听说您因为截肢，错过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富洲：是我们那时候北京大的欢迎会，在工人体育场，那是由陈毅讲话贺龙主持大会，听他们说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都去了嘛。当然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听听广播。

曾子墨：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您没能参与其中遗憾吗？

王富洲：不遗憾这受伤了，登山，这已经是中国人，我们想这已经是拥有荣誉够大得了。这是我跟你说我都想象不到，大到给这荣誉我都有点害怕，我都是感觉接受不了。

曾子墨：什么样的荣誉让您害怕了？

王富洲：就是我们一到拉萨的时候，那个全部用车欢迎啊，吉普车上面站一个人，那时候什么西藏那些头头都在啊，什么司令员、政委，跟我们队员站到一个，站在一个敞篷车上夹道欢迎，那时候听他们讲，拉萨市委书记嘛。他说我们拉萨市现在三万多人，最少出来有两万多，我们五分之三的人出来欢迎你们，夹道欢迎你们。那时候哪见过这个局面，这个场面？你想也想不到，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就想，心里想什么喜悦、高兴想不到这儿。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就给这么多荣誉简直是我们就干这么点事，给这么多荣誉心里有点，有点也是有点紧张。

曾子墨：时隔两个月，您突然就成为了国家英雄，可能会有很多人崇拜您，向您表达敬意。那个时候大家表达崇拜的心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想和今天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王富洲：害怕，我在街上走我就害怕，怕人家认识我，再一个呢，怕街上拽住照相，其实照相也是好多人照相。

曾子墨：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王富洲：一多了就紧张了，有过这样的事情吗，走在街上可能用今天的话说，就好多粉丝把您给围住了，是啊都说了，还说啊这是谁谁谁。一种说我当时不是什么感觉到什么，头上紧张得直冒汗，紧张。赶紧溜了溜了又不好溜，人家都站旁边也什么，但心里紧张。

曾子墨：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和国家领导人共同的庆贺，但是这完全不影响王富洲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虽然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他不幸的被冻伤而且呢被迫截肢，但是王富洲却因此收获了，谁也换不来的荣誉和记忆。

解说：最初抱着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集训完就能回家的想法，王富洲却在一连串的意外和偶然中，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人皆知的登山英雄。面对往事面对44年前的那番惊心动魄，如今王富洲却是令人惊奇的平静。

曾子墨：回顾当年登山的这个过程，您自己认为最珍贵的纪念品是什么？

王富洲：最大的安慰是完成了任务，好像确实是彻底的，身上放下点包袱。

曾子墨：您没从山顶带些东西回来？比如说石头呀或者是其它的一些？

王富洲：带了石头因为我的手也冻伤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地质的，我就想把这石头拿下来，我给贡布，贡布把九块小石头都带下来了，九块就是用这个石头鉴定顶峰的石头的年龄，鉴定顶峰的石头的年龄好鉴定，好鉴定顶峰的成年，就是哪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东西。

曾子墨：但是这毕竟从科考的角度来说，而且这九块石头可能是属于国家的？

王富洲：对。

曾子墨：您没为自己留点什么吗？没有？

王富洲：自己没有。连我们服装那时候都是交出去，这个装备都得交了，交公，不能自己留着。

曾子墨：那个时候人的概念当中可能，只有国家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东西。

王富洲：没个人的东西到时都得交了。倒是也很自然的，手痊愈的时候拿着该交的东西，都去交去了。

曾子墨：有没有人像向组织上提过这样的要求，这是我登山的时候穿的一双登山鞋，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王富洲：没有，那时候用一句话说，公家的东西高于一切，公家的东西都得，还得交回去。人就没这样的想法，没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当然可能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接触的这些朋友们，没有说我留一套东西留下来，没有。

“任务高于生命”

曾子墨：和今天的登山的装备相比较的话，那个时候会落后到什么地步？

王富洲：那现在的装备，那真是没法比了，我给你举一个通讯器材。通讯器材还是，都是我们专人到去西欧买东西的时候买那个报话机，那个时候报话机还是外国部队淘汰给换下来的，这个退伍的这个装备。那时候退伍我们还保密，我记得还通过大使馆做工作才卖给我们，但是那个我们买回来所谓外国的先进装备，多重啊，就是那个报话机还17斤重呢，跟现在的手机怎么比啊，那一个报话机可以装一大堆手机那么重。

曾子墨：现在的珠峰大本营都有手机信号了。

王富洲：你看那手机多什么啊，看那个多轻啊。

曾子墨：而且像攀登珠峰的整个过程，一般的登山爱好者经过训练都可以参与，电视还可以直播，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呢？

王富洲：哎呦我感觉国家真是，整个世界的科学太先进了，太先进了。这个我同时也感觉这个登山的确能，这是对国家的一个科学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也是很大的一个检查。能不能登上顶峰，过去外国人登高8000米，很多也是有这种实验性质的，考察性质的，包括过去我听意大利登山军事登山队，为了试验他们的军事装备，弄两架直升飞机从尼泊尔去登去，这是，结果呢？安装好了一架，还没怎么用呢，飞机就撞到山上了，他再也不敢安了。他的目的，有些外国登山者都有这个实验装备的，现在我们这个登山，你比如说在潘多。1975年在顶峰做心电图，也是事先我们这个高山成立的研究，对这个机器试验，这都是跟科学结合的非常密切。

曾子墨：但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觉得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好像变得有一点商业了，甚至有人会担心对珠穆朗玛峰，它整个周边的自然环境，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王富洲：现在主要现在不是变，现在基本上商业性质很大的，过去我们登山的时候，主要是这个为科学服务也是进行考察，也是为科学服务的。这个为国防服务，也是训练这个侦察兵，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在那主要是休闲的比较多，都是，当然也不完全是一样。有些人说问你为什么登那个山啊，是啊，因为那个山都在那儿，但是这些我总感觉是五花八门的想法都不一样，兴趣都不一样。

曾子墨：您不认为登山的本质应该是从中获得快乐，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一种享受？

王富洲：但对我来讲，因为我登了一辈子山，当然从我个人讲一般的说到山里面去玩玩，有这种想法但是不多，但是我觉得去登山的，还是真正能看点东西，能体验点什么东西。就像过去竺可桢院长在他家，曾经对我还有我们那个，科学协会主席刘东生两个人讲的时候，那个老院长跟我讲，他说你回去啊，你传达给你体委主任一个我的意见，这个要号召青年人到山区去，到边疆去，到那儿去锻炼，去认识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锻炼，我感觉这个比较好。

曾子墨：在您看来登山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您为什么要登山？

王富洲：登山本质我感觉它是综合性的，包裹的比较多，登山也有锻炼身体，也有科学实验，你比如说这个但是你要是说完全是经济性的，那都是对身体不是有好处，对身体实际上是有害的，你要是锻炼性的你登登山，到那山里面这个玩玩休息休息。或者是领会大自然接触大自然的这个锻炼锻炼，也是一个好事情，但它就是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曾子墨：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是实现任务实现目标更重要，还是生命的价值更重要？

王富洲：应该是任务，为国家为科学。

曾子墨：任务高于生命？

王富洲：那是的，那真的有任务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国家需要啊，党的需要啊，那过去我们登山就是这样，为什么突击顶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写遗言哪，你不让他写他也写啊，因为他是准备上去就回不来，要有回不来的打算，所以才能下决心登上顶峰。

曾子墨：我听说您攀登珠穆朗玛峰，得到过一个非常珍贵的奖品是一瓶酒。

王富洲：噢，这是什么呢这是也体现了，这我讲了，过去说是由于登上顶峰，我们没有照片，外国有登山界有抱有怀疑，说特别这个，提英国的运动员有这个怀疑，为什么怀疑呢。他说我们这个老牌的登山家登那个，死活都登不上去，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能登上去，有这个怀疑。我想这个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从他的亲身上体验嘛，但是后来呢，我们登上去以后呢的确就包括日本老登山界，南坡登上顶峰的，但是后来成了我的老朋友。

他很信服中国登山队的这种精神，掌握技术的这种能力，所以他这个就是英国女皇五十周年嘛，生产那个极致红酒。他管那个事，也是英国皇家封那个公爵亲自跑来，来咱们中国。这个表示对咱们60年登上顶峰的那种钦佩，作为世界上极致成就之一，特别是那个时候登上珠穆朗玛，作为中国人的极致成就，专门一帮人还带了个摄影机，带了两瓶酒来到中国，这个送给我。当然呢送给我，我也是中国登山运动员的代表，是，所以我们登山有这个成就，过去有这个成绩呢，是登山事业成就了我们。

曾子墨：从1960年的4月底开始到5月25日成功登顶，再到5月28日安全地撤回大本营，前后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王富洲却差一点为此交付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说王富洲和他的队友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信念给国家迎来了极大的荣誉，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给中国的登山运动登山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感谢王富洲帮助我们定格了1960年的记忆，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王富洲：谢谢。

曾子墨：我们举杯也祝您身体健康，也祝中国的登山运动能够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功。

王富洲：谢谢，也祝贺咱们凤凰网兴旺发达。

王富洲：为人类、为人民，为全世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幸福。

曾子墨：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