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登山运动是人类向大自然发起的极限挑战，队员们不仅要克服各种生理困难和心理压力，还要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一个团队的登山运动，更是需要雄厚的经济支持，对于王富洲个人而言，44年前的那次登封是一次政治任务与个人理想交杂的过程，但是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那却是中国实力的象征，虽然1960年的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但是为登珠峰而筹备的价值70万美金的装备，还是在最短时间从欧洲运抵国内，这一年的三月中旬，中国登山队到达珠峰脚下，就在两个月之后他们曾经仰望的高度已是五星红旗飘扬的骄傲。

曾子墨：那在60年四月底正式开始登顶之前，你们在珠峰的大本营或者在附近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王富洲：那搭账篷队伍去了以后，不是要搭账篷，账篷有人住的账篷，有开会的账篷，账篷搭了以后运输物资往山上运输物资。

曾子墨：物资怎么往山上运？

王富洲：人背。

曾子墨：人怎么背？是由你们登山队员来背，还是有专门的物资运输队？

王富洲：不，登山队员背啊。

曾子墨：登山运动员往上运物资的时候，大家怎么来做这个工作，是几个人一组把它运到某一个高度，停下休息再继续往前走，还是？

王富洲：你这个问题提的好，我们那个登山从苏联那儿学的，他用苏联的登山方式就是逐步适应的登山方式，怎么逐步适应啊，你比如说珠穆朗玛峰从上到下，中间有6、7个营地，7、8个营地都在建。走一天盖建一个营地，两个营地之间是一天的路，上的时候都是人背着去。

曾子墨：到那儿把那营地搭好了。

王富洲：哎帐篷搭起来，锅碗瓢盆放一套，放几套，谁走那边可以用啊放下物资吃的，搁那儿边在那儿走一天一直最后一个营地就是8500。到8500那儿住了以后，休息吃好了以后就是突击，组织突击队，队长是说一开始我们副队长，就是整个登山队的副队长许竞同志，他在那儿当时韩副总（音）找我谈话，他说你是许竞的第一代理人，就是突击队长的第一代理人。许竞什么时候倒了，身体不行了，你二话不说必须顶下去，代替许竞执行任务。他说你后边我还有两个代理人，就这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贯彻中央的精神，一定要登上顶峰。

曾子墨：很显然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攀登珠穆朗玛峰它在引发民族自豪感之外，还有着重要的国际意义，所以它会被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不过对于王富洲和他的队友来说，那毕竟是一道前人从来没有逾越过的关，在在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它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像王富洲和他的队友就始终坚信只能够前进不能后退，于是在国家的指示下，在国家的关怀下，冲顶珠穆朗玛峰峰顶的行动终于开始了。

解说：在当时的登山记录中8500米的高度，只有国外登山队到达过，1960年的5月间中国登山队在几经努力达到这个高度后，距离从北坡登顶的必经之路第二台阶，已经只有200米的距离。第二台阶是一道高达6米多的岩石峭壁，但是因为可以支撑登山队员的支点太少中国登山队险些由此放弃，在已经消耗大量体力缺乏工具的情形下，王富洲和他的同伴讲出了日后屡屡被外国同行们称赞的人梯战术，正是依靠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中国登山运动员最终征服了，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最不可攀登的台阶。

赶在暴风雪到来前连夜登顶

曾子墨：在已经折兵损将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中央还是决定要继续攀登，你们当时理解这样的决定吗？

王富洲：理解，当时我们队员的那个情况啊，那时候说那时候那个气顶的都是说，要谁这一次不要登下来，这个工作没法做。他就感觉让他下来好像就是我怎么完成任务，我怎么对得起国家，我怎么对得起中央？中央这么大决心，花这么多钱，出这么多人力物力，不登了叫我下来了理解不了，怎么做都做不通。

曾子墨：但这样做科学吗？

王富洲：那时候就是为了争口气，我们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争口气。

曾子墨：这口气比什么都重要？

王富洲：比什么都重要。

曾子墨：无论是您自己还是您的队友，有过退缩的念头吗？我实在顶不住了，上不去了？

王富洲：没有，没有。我举个例子刘连满同志，我们上去登8700上去，刘连满身体体力严重超支了，就是一上第二台阶我们那几个都是，最后那个难关通过了以后还剩100多米，他的身体也是在我们里面也是比较好的。他因为爬第二台阶时间太长，上几次摔几次，最后这个往上顶嘛真是体力不行了。一上第二台阶，走一步，我们都开始往前行动了，一下子就跪倒了，他怕说不行啊，他站起来，这个可以没有问题，我这是，没有什么事这是他第一次摔。这个第二次又摔，走个五六步又摔了，我们不问他了，我们都看出毛病来了，他两条腿根本支持不了了，都叫他休息休息，咱们往前面走我们都走最后一个雪坡那儿，开个会开会的时候，我首先提出来连满你要留下。他一听当时就哭了接受不了，我能上，我不留，都这种态度。后来大家都做他工作，连长因为没时间跟他。最后还剩100多米啊，还得有一定的速度，没速度坏天气来一天，暴风雪一来咱想下都下不来。

他也是个老队员，也是我们的教练，刘连满还是我的教练，他比我来登山还早一点，所以他这时候很理解。他行行行我不，我留下，你们上吧，就给他一个人留那儿我们其他人上，这连满他心里不舒服，他当然考虑的是任务，考虑的不是他的身体，他不是考虑他的死活，他留下的时候他氧气瓶还都剩不多的氧气。放那儿了他自己都舍不得喝，他都给我们这几个人。登上顶峰回来之后他给我们留下了，怎么发现的呢？

我们登上顶峰下来，给各个相聚的队员，都拥抱都享受胜利的喜悦啊。当然连满也是很痛心没有登顶的机会，这样的，我就在他留那个氧气瓶下边，我又把那个氧气瓶，氧气瓶下面有个条写的什么呢？就刘连满同志亲自写的，王富洲同志我这一次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不起党，但是呢我的氧气瓶里面还有点氧，你们下来一个人喝几口，可能还有点用，然后你的同志刘连满。我们看了以后啊，大家抱头痛哭流涕，感动啊，刘连满他知道这氧气喝了对他有多重要，但是他不喝，他认为我们下来更需要。

曾子墨：在八千六、七百米的地方，自然条件到底有多恶劣，为什么这个第二台阶会被称为是死亡地带？

王富洲：第二台阶就是因为在8700米这么个高度，就是它有个像城墙一样，那么光滑的一个峭壁，用手抓的地方也没有，用脚登的地方也没有，垂直的。

曾子墨：这段大概有多高，垂直的这一段大概有多高？

王富洲：垂直我说的最后这一段，真正的第二台阶高度，全高度是三十米，就是全下来大概就是三十米。但是最后最难的一段，我们登了五个小时那儿，那块是六米多。六米多那不行啊，一个人抬着一个人的肩膀上上也够不到上边，到最后还是屈银华上去，还是打了两个冰锥，就两个钢锥打到石头缝里边，然后挂上铁索。哎他自我保护，然后把绳子撂下来，我们拽住了绳子，利用这个，往上推往上边扒就是互相这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