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第6天。他的爸妈还没有来探望他。
“6月份，老爸就要过生日了。”张路说。有一阵子爸爸迷上了传销，套了很多钱，家里比较困难，爸爸心情不好，妈妈又爱唠叨，一次吃火锅，爸爸受不了了，把火锅掀翻，汤全洒到了妈妈衣服上。
说到吃，张路说，北川的腊肉很好，香肠也很好，不好的是，外面的电影要放过一年，北川人才能看到。他说话时拍着我的肩膀，和我称兄道弟。
余梅的爸妈，在市场卖鱼，和张路爸妈的衣服摊离得不远。
余梅听跑出来的人说:“出事之前，爸妈正在装鱼。”当时，余梅的舅舅也在场。舅舅是春节从广东回北川老家的，妈妈希望他休息一段日子再回广东，没等回去就地震了。结果三个人都没了消息。
余梅和弟弟余伟幸存。
余梅一直在竖着耳朵听广播叫人，甚至一喊到“初三年级”，她的心就怦怦乱跳，“紧张死了，但每次都不是我。”
北川中学是寄宿学校，半军事化管理，学生平时不能随便出学校，周五放学才能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一周回家两天。出事的前一天是周末，姐弟俩的回家日，但弟弟一早就去了网吧，“弟弟走后，爸爸去绵阳出货了，弟弟没见到爸爸最后一面。”姐姐说。
余梅也喜欢网游，喜欢玩劲舞。但她还是不停地抱怨弟弟贪玩:“我还能看到爸爸最后一面，弟弟都没看到。”
说起网游，14岁的余伟马上有一肚子的话想要交流，文琴则在一旁唧唧喳喳地叫:“把QQ号码留给我们，以后就可以联系了。”余梅说:“我要先删人，把那些死的同学全删了，我一想到他们的头像就害怕。”她的叫杨莉的同学幽幽地说:“那我的QQ好友估计要全删了。”她们班剩下的学生寥寥无几。
我说:“都别删了，把他们留下来吧。”女孩们叫道:“怕，好害怕”
余梅要我帮她找父母，我没敢告诉她，菜市场是北川老城尸体腐烂味道最重的地方。
睡在余梅旁边的同班女生文琴哭起来，抱着腿，脑袋埋进去，她头上别着一个圆形的发卡，黑底白点。余梅马上去安慰她，我把一包纸巾递过去，余梅道了声谢，抽出一张递给文琴。
“她为什么哭？”“她的好朋友刚被家长接走。”余梅说。
我问余梅，将来想干什么。她说自己考不上大学，也不想念，想在绵阳上一个外语类的学校。这时哭着的文琴探过头来说，她将来想当歌星，她喜欢唱歌跳舞。她家里人本来想放暑假时，送她到北川有名的风景区小寨子沟去表演。
文琴是羌族，她告诉我，羌语里“拉路西露”是万事如意的意思。
无事的下午
安置点里，每个记者都成了孩子们打发时光的“玩具”，尤其是外国记者。几十个孩子找大个子白头发的“德国老爷爷”签名——那是几个德国电视台的记者，一个孩子还还跑过来问我，怎么用英语说“请给我签个名”。
门口的女老师拿起话筒。她让同学们立即散开。学生好不容易才散了，没多久又有事了——礼堂一角，忽然传出歌声“祝你生日快乐”，还有人鼓掌。老师急忙赶过去，原来是一个记者和孩子混熟了，逗大家唱歌。
老师制止了歌声，很严肃地说，不要影响孩子情绪。一切引起孩子情绪波动的行为，无论好坏，在这里都被禁止。
接着“关心下一代”办公室的人来了，给孩子们填表，照相。表格要求孩子们填上自己所有可能的直系亲属，以便确认谁是孤儿。
孩子们跑来跑去，打电话，上厕所，找朋友聊天，翻杂志——杂志是捐赠的，差不多都是给大人看的那种。
两名女生突然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复课。不知道，我说，你们喜欢上什么课？除了语文课，都不喜欢。说着，这俩人就开始比背诵《出师表》。这一天，高三学生在上午举行复课典礼，初三学生还要在3天后才能拿到课本。
门口，喧闹声又响起来了。
最先进来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主持人谢娜。她一进来就哭，无数孩子们喊着谢娜、谢娜，谢娜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张路很着急地要我过去拍。我拍了几张离开，又被他推了回去。
一群记者和保安跟着涌进，忽然主席台的大喇叭开始广播:大家好，我是孙楠，我来看望大家！孙楠背着个包，打扮像是个旅行者。
接下来，谢娜和几个孩子抱头痛哭。孙楠和一个孩子下象棋，杨若兮被围起来给人签名。一名志愿者对孙楠说，时间宝贵，你应该和更多的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在这里只和一个孩子下棋。
张路强烈嘱咐我，洗好照片发给他。为了满足他和几个同学的愿望，我只好找机会求孙楠和他们合影，可惜室内的光线太差了，很多人的面孔都发虚。
忽然，另外一边又起了争吵。大家关注歌星时，一个女记者蹲在一个9岁的小姑娘前要给她吃东西——她和姐姐在一起，姐姐追星去了，她自己有些不知所措。旁边的老师急了，大声说不要给她吃，吃坏肚子怎么办。女记者的同伴拿出一瓶酒精说，我们给她洗过手了。老师还是不让。女记者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孩子。
我想，她犯了和我以前同样的错误。
大概是因为悼念日，这3位明星没有唱歌，只是发了衣服。第二天，张路高兴地告诉我，都是名牌呢。
于心不忍的矛盾
5月19日晚10点，由于四川地震局预报说:5月19日至20日，6～7级余震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虹苑剧场一下子变得不安全起来。转移的目标一开始选择在九州体育馆，但那里已经有很多灾民，后来确定在剧场旁边的大停车场撑起帐篷，再后来，帐篷又转移到了长虹的培训中心。
帐篷里没电视，孩子们都改看报纸了——满版都是地震的报道。
在被孩子们称作“贫富均等”的帐篷内，一般每个里住18～20个孩子，1～2名老师，管理更加严格——不许外面的人带东西给学生，也不许学生“出校”。许多来这里的人都问孩子们缺什么，他们总是回答，什么都不缺。
事实上，余梅近视300度，眼镜被埋在废墟底下；14岁的弟弟余伟满胳膊都是蚊虫叮咬的包，却没有驱蚊药；余梅的好友文琴爱漂亮，没有镜子；另一个同班女孩褚燕没有合身的内衣。相熟之后，他们偷偷告诉我:“想要一双鞋子，那天一片混乱，鞋子都穿坏了。”
我偷偷地将鞋子带进来，孩子们围过来，迫不及待地换鞋，文琴拿出饭盘当镜子整理头发。我的同事见到，出门包圆儿了小店所有的镜子。孩子们对着镜头摆出各式动作。
这些日子，镜头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了。
余梅的堂哥、高三班的唐晨告诉我，上午第一节本来是数学课，因为CCTV要把学生集体拉到教室外草地上拍外景，改成了语文课。“数学老师不同意，怎么劝都不行，她刚失去女儿，心情一直很不好，结果甩下课本就走了。结果大太阳照着，一上午什么都没看进去。”
帐篷内，一个中国记者带着日本记者问王晓凌:“失去父母是什么样的感觉？”镜头对着女孩的脸，她把头埋下去。记者说:“是不是累了？我过一会儿再问。”两个人到帐篷外面等候。
“别理他们。”余梅说。王晓凌还是被请了出去，再一次见她，是哭着进来的，孩子们看着我，我出去，在北川中学聚集点，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和同行起了冲突。最后，那个中国记者对我说:“我自己就有一个12岁的女儿，我也于心不忍。”
记者走后，女孩们收到一份调查问卷，余梅的笔停在“这次你家里是否有人死亡，都是谁？”我拿过来一看，底下的问题还有“你是否患有精神病？”“你家里是否有精神病史？”文琴抱怨:“姐姐，你看这个问题:‘你是否喜欢和人混在一起？’莫非还喜欢和猪混在一起？”
我建议孩子们不要去答这份问卷，老师不乐意了:“这是心理调查，你们就只管答，什么都别想。”我顶嘴，文琴拉拉我的裤脚，小声说:“姐姐，算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地震之后，孩子们每天都要做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问卷。这些都是那些抱着善意前来帮助的人们给予的。
睡不着的觉
午睡的号声响了，孩子们躺下，我说热，出去走走，他们不同意，拉我一起躺下，文琴和褚燕躺在两边帮我扇风。我说:“别管我，我躺下就不热了。”两个懂事的孩子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帐篷里的热，姐姐还不习惯，睡着了就好了。”
昨晚在篮球场聊天，长虹培训中心边上有火车开过，孩子们吓得用手堵住耳朵，“像极了那个声音，山塌下来的声音。”余梅说。
褚燕脸都皱了起来:“听得心底发颤。”
这几个晚上，只要有火车开过去，她们都会发抖。我说:“要是害怕，姐姐晚上陪你们睡。”孩子们兴奋不已，开始想各种办法，把我留下来，偷偷带进帐篷。
他们甚至和我聊起了地震当天，余梅和文琴惊呆了，朝好姐妹褚燕招手大叫，褚燕疯似地朝她们跑去:“我就只记得他们冲我招手，我跑过去，剩下的完全空白。”但滚落的石头砸死亲爱的老师同学、学生的慌张惨叫、满学校的尸体，刻在了她们脑子里。
“班主任就在我们面前被砸死。”“那天我们班两个学习成绩最好的被叫去打扫办公室，也死了。”“有一个人的爸爸来找她，很着急，我们都不敢说已经死了，只能骗他还没找到。”“文琴说打110，但是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后来知道公安局都塌没了。”“初三年级有个班全死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我说，姑娘们，别想这些了，聊点别的。她们说，不行呀，晚上做梦都能梦见。
余梅总梦见弟弟跑去学校找他的情形——北川中学的新校区和老校区一个在县城外，一个在县城内。地震后，余伟慌张地跑进县城找姐姐，到了县城里，路断了不能通过，才不得不原路返回。
姐姐也跑去找弟弟，到了县城外，看见弟弟还在，几乎瘫倒在地。余伟说:“我刚刚跑去找你了。”余梅说:“你管我干吗，管好你自己就行。”
直到今天，余梅还一次次郑重地警告弟弟:“以后，管好自己就行。”
但姐弟俩都做不到只管好自己。找到弟弟后，余梅要去找父母，老师同学们拉住她，余震不断，山石垮塌，所有人都不准她去。这成为余梅现在心里最大的遗憾，“没有亲自去找爸爸妈妈”。
和那天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平静？灾区的高考已经推延一个月，孩子们却根本看不进书。“打开课本，满脑子都是那天的场面，要是能回到地震前就好了。”高三女孩刘娟说。
就在昨天的15:38分(5月20日)，临时教学楼的操场上突然爆发出一片刺耳的尖叫声，我们寻声跑去，高三的学生全部冲出教室，乱作一团。许多女生蹲在草地上哭，有个女孩吓得浑身抽搐发抖，医务室的人赶紧过来帮她按摩伸展筋骨。其他年级的孩子都在问:“是地震了吗？”
不是地震，是教学楼后面一栋房子正在拆迁施工的声音，虽然早晨学校广播已经通知过学生:“下午有房子拆迁，请同学们不要惊慌。”
这栋临时的教学楼还贴着“震后房屋应急检查组”标示的“可以使用”的大幅标签——这是一栋足够抗震的两层楼房。
“就算知道是拆迁，听到了也同样害怕。”余梅的堂哥唐晨说，和那天的声音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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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晓舒秦轩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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