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与钩头

“想早出来吗？”10月19日，本刊记者在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门口暗访时，一名“黄牛”主动上前搭讪。这名“黄牛”递上来的名片上写着:朱正明，上海市双弓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牛”熟练地报出了执法大队几名负责人的名字，他提供的服务有两类:一类是快速取车，罚款数不减；一类是少缴纳罚款。报酬一般为两条中华烟或等值的钱。

按照上海市有关规定，对黑车的罚款为2000元至5万元，弹性如此之大，这也是令吴大朋困惑和不满的。“为什么有人交3000，有人交2万？”

“黄牛”特别警觉，遇到“咨询”一定要先问客户的车牌号和被扣时间，据此判断对方是不是真正的“客户”。他们自称掌握着一手、全面的执法资料。

根据被“钩”者们的描述，“钩子”们基本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风险系数颇高的“工作”，使他们只能像老鼠一样过着地下生活，而钩车的“高收益”又使他们冒险亮相。

自称被“钩”者张兰平说，她的一个老乡，2007年春节在奉贤南桥被“钩”，2008年在嘉定又碰到了这名“钩子”，老乡带人将“钩子”一顿狠揍，索回了罚款。

2008年“从事举报的协查人员”陈素军被刺死，不少被“钩”者都熟知她的故事:陈素军经营着一家小发廊，生意惨淡，情人阿山是名职业“钩子”，劝她一起去钩车。刚做上此行不久，陈素军上了21岁的司机雷庆文的车。发现自己中了埋伏之后，雷庆文锁上车门哀求道:“大姐，我刚刚被钩过，你就放了我吧。”陈素军不同意，被走投无路的雷庆文刺死。

知情人说，执法大队给陈素军赔了58万元，称其为“协查员”。“真便宜了阿山！”知情人称阿山拿着这笔赔偿款，早改行不做“钩子”了。

“钩子”的上线就是“钩头”。 据陈瑞勤称，在闵行区，在他了解的范围内至少有3名“钩头”存在，他们都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

据陈瑞勤等人称，“钩头”选“钩子”，通常是到有聚众赌博现象的棋牌室里物色人选，那些欠了赌债、急需赚快钱的人是他们最中意的。而外表遴选的标准则是，“看起来像真正的普通乘客”，为了装得像，其中甚至还有孕妇和老人。

根据众多被钩司机指称，从口音上辨认，“钩子”大多来自安徽，甚至有人更具体地说，“钩子”多来自寿县一带。

据陈瑞勤等估计，整个上海市，目前至少有上千名“钩子”。每钓一辆“黑车”，“钩子”得300元奖励，“钩头”得200元。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钩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

尽管有关部门并不承认“钓鱼”执法的存在，但10月22日，已有一名“钩头”打上马赛克在央视新闻中亮相。他直言，“钩”一辆车得利500元，“我坐在点上200，抓车的200，还有100块回扣。”

他说，一个礼拜出去抓一次，200辆左右。客管所和“钩头”联系，一个区一两个“钩头”。“钩子”很多，是随便找的。他手下最多有约20个“钩子”。在找钩子的时候，会和他们讲清楚怎么做，比如把手刹拉掉，电门钥匙拔掉。

“做的时间长了，自己心也慌，手也抖，没意思，想想太缺德了。人家辛辛苦苦五块十块做下来的，你一搞就是一万。”他在央视镜头中这样说。

有趣的是，对“钩子”的奖励，可以从相关法规中找到渊源。

据2006年上海市政府第60号令(《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允许现场录音、录像作为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当时媒体评论称:这一举措将有效解决打击黑车取证难、执法难、处罚难的问题。

配合60号令，闵行等区公布了《打击黑车有奖举证制度实施办法》，凡成功举报一辆黑车，可以获得500元奖励---这恰好是“钩子”和“钩头”分享的奖金总额。

在《办法》颁布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无市民响应，区执法大队负责人甚至不无遗憾地对媒体说“没想到市民反应这么冷淡”。 随着陈素军命案真相浮现，执法大队主动组织“钩子”协助执法也逐渐被媒体曝光。人们发现，“打黑”举措似乎早已暗自变味了。

根据60号令，“钩子”们配发了录音笔或MP3等“生产设备”。陈素军的遗物中就有执法大队配发的一支黑色录音笔，里面录的最后一段话是:陈素军说“不要动！”雷庆文说“捅死你！捅死你！”

钩子的另一样重要工具就是套牌车。“钩子”成功地钓上鱼之后，迅速躲进使用假牌照的车里，被安全运送到下一个“伏击点”，使用套牌据说为了逃避报复。陈瑞勤曾在网上多次核查过可疑的“钩子”用车，发现这些车牌基本都是假牌照。

讽刺的是，使用套牌车的行为本身就是被严查的执法行为。为张军代理诉讼的北京律师郝劲松认为，允许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证据材料，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规定。

“只进不出”的执法大队和“一再妥协”的法院

措施得力，工作有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的罚款总额，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

见于闵行区官方网站的《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据陈瑞勤等人称，市总队下达的指标平均到每个区约为3000辆。而本刊记者致电询问市总队是否对各区查黑车执法情况进行监管，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我们不管，是由各区县承包的。”

对于查处黑车的成绩，浦东新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严良民告诉当地媒体:“具体的数据我没有办法提供，也担心相关数据落入‘有心人’之手，大肆做文章。”

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曾称，所有的非法营运罚金已全部交给上级财政。严良民也表示，所有罚款全部上交国库，“我们接受罚款的那个账户是只进不出的，我们没有从那个账户上取钱的权限。”

10月18日下午，郝劲松用19封邮政特快专递，从北京寄往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交通执法部门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后全部罚没款上交财政的金额、财政返金额、奖励配合执法举报“黑车”的“乘客”金额等。

郝劲松觉得，有理由怀疑，巨大的罚款金额可能使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陈瑞勤说，在闵行区人民法院的初审中，代理审判员曾劝他:“你妥协一下算了。”一审败诉，准备上诉时，执法大队某副队长劝他:“你车还要不要啊，停车费不收你了，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做了黑车。”

陈又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败诉，决定申诉。他说，接待他的一名50出头的老法官劝他:“你不要再搞了，我们放车，1万块钱也不收你了。”陈瑞勤兴冲冲地去取车时，又被告知要交4000元停车费，不要发票2000，陈再次拒绝了。

陈瑞勤告诉本刊记者，区信访办一名工作人员还对他说:“别再折腾了，你的官司不可能赢，要是你赢了，之前所有的案子怎么办？市里几年来收的这么多罚款怎么办？”

“要是我真是黑车，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一再地妥协？”陈瑞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