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愤怒的“鱼”

获释下车时，发还给何亚雄的手机没电了，他借用了孙中界的，他们因此取得了联络。而在周一，他们又在执法大队门前碰到了邹长根。

此前，“鱼”们在执法大队面前都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模样，但是断指事件使所有“鱼”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邹长根带了五六个民工，扛着一箱饼干和一箱矿泉水，坐在执法大队门前马路牙子上，自称要“自带干粮闹革命，非要讨个说法出来”。

孙中界所属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管理部经理赵敬华也很激动:“上海还有没有解放军，来打土匪啊！”

群众的情绪在发酵，执法大队的冷漠态度又恶化了这种情绪。门卫对每一个来访者说:“大队长、副大队长们全都出去开会了。”但却有眼尖的人确信自己从某个窗户后看到了向下张望的某队长，并嚷嚷了起来。在信访接待员抢夺本刊记者手机时，群众自发保护。

孙中界的哥哥很会借用媒体力量，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央视、《大河报》和《河南日报》等媒体的联系方式，事发后，河南电视台的记者一下飞机就直奔执法大队。

孙中界无奈中给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封求助信，寄回老家:“请您为河南人做主，一定要还我清白，我实在被冤枉了??”

媒体的关注，对于“钓鱼”执法的质疑，使之前已经结案的案主赶来执法大队寻找转机，在场者称联合百八十人一起上访不成问题。

据本刊记者现场调查，这些自称被冤枉的司机的经历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所驾车辆外地牌照居多；二是车辆多为金杯等面包车(据说是因为面包车驾驶和副驾驶之间没有障碍，“钩子”踩刹车时便于行动)；三是大多都在夜间被抓；四是执法地点多在偏僻郊外，每起抓捕都有七八名执法者共同行动，然后用一辆“摆渡车”将上钩的“鱼”送到无人处停泊的一辆依维柯上。

许多被定性为黑车的案主，看起来缺少非法营运的主观或客观原因:孙中界被抓时只来上海三天，基本上只认得自己工作要走的路线；吴大朋的车里放着许多盛生肉的塑料筐，散发着熏人的臭味；邹长根被钓时车里还载着4名农民工，正急着送他们上工；本刊记者登门核实何亚雄的情况时，发现他是荣瑜家具厂的合伙人，年收入三四十万元；丁德根的车，3年才开了6万公里??

也有豪华车被钓。有在场者称，奉贤建交委一刘姓副主任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被查处的黑车中有宝马、有奔驰”，事后可能觉得不妥，要求记者将这句话抹去。

“这些有钱的车主还会用宝马来做黑车生意？”上述在场者称。

被禁声的“鱼”

19日，孙中界到执法大队作笔录。因为他出名了，执法大队的接待更认真，笔录时间超过了一小时。“主要是将事发经过问了一遍，问得非常详细。”孙中界说。而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称，他们的笔录时间大多为5至10分钟。

称自己在9月初遭遇“钓鱼”执法并将执法大队告上法庭的上海市民张军(化名)说，所有笔录都是统一格式的。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做笔录时被问:“你是不是收钱了？”他答:“没有。”但签字时却发现，笔录上赫然写着:收了。

每一位接受本刊采访的车主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细节---他们被要求在另附的白纸上写一份“放弃陈述、申辩权”的声明。执法人员明确表示，如果不写这份声明，就不能取走被扣车辆。

几名被执法者主动要求本刊记者查看身上的伤疤和乌青。邹长根手下的民工，胳膊上的伤口还未收口；张兰平的手臂、腰部都有乌青；孙中界的裤子也被撕破。情绪激动的张兰平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诉说着她的故事，“女人他们也打啊”。

“晚上11点多，孩子闹着要吃薯片，开车出门买点零食没想到就遇到了钩子。”张兰平说，在一家KTV门口，3男1女拦下了她的车，称喝多了，请求搭一段车。车子开了不到1公里就进了“伏击圈”，4个人分工明确，有人扔下10块钱，有人拔出钥匙，有人打开车门。张兰平以为遇到了抢劫，大喊救命，被卡脖子反扭手臂，挨了一顿打。

孙中界案使得这些幕后的小动作都被端上台面。舆论和当事者激愤的情绪，给了政府很大压力。10月19日，以一名浦东新区副区长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成立，将对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当事人展开全面调查。市政府承诺:“对采取非正常执法手段取证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但是，从“开胸验肺”到“断指示清白”，用这种过激的方式才能换来舆论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似成规律；并且这种重视能持续多久、有何效果，仍未可知。

变黑了的“鱼”

北京律师郝劲松代理了著名的张军案。张军因帮助一名自称胃疼的乘客而上钩。一个不断被媒体提及的细节是，张军自辩载客出于助人，执法人员反问:“人家胃痛关你什么事？”

网友和车主用黑色幽默表达着无奈。现在上海的私家车上流行的招贴是:“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郝劲松认为，“钓鱼”执法的一大恶果就是道德灭绝。“执法大队一方面标榜自己的良好执法形象，提倡市民展现良好素质，一方面却鄙视并打击张军好心载人的行为，这会加剧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减退。”

经历了“钓鱼”的案主，心态大多发生了变化。憨厚的“90后”孙中界连连摆手:“以后不管是谁，我再也不会伸援手！”何亚雄说:“助人之前一定要先报警备案，证明自己清白之后再说。”

更加反讽的是，曾被“钓鱼”抓黑车的蒯多刚，现在成了真正的黑车司机。本来他是带车求职，在一名香港老板的手下做工，因为黑车之罪丢了工作，生活无着落的他说，现在只能去营运私车。徐西全在吉利车被“钓鱼”后也成了失业人员，如今也靠经营黑车为生。

被钓过的“鱼”，有些就这样变“黑”了。

基于这些负面效果，郝劲松越发觉得打赢张军案非常必要。“虽然我对胜诉没有太大把握，但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将取缔‘钓鱼’式执法，对此我很有信心。”

在此之前，还没有车主在黑车官司上告赢政府部门。孙中界的断指，使更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律师也跃跃欲试。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伟和上海秦建铭律师事务所都主动联系了孙中界，表示可以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