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会诊发现艾滋病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我是1996年4月7日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巴某，40多岁的女人。她去一个医院看病，这天，医院让我参加她的病情会诊，从病人的病情看，很像“卡波西氏肉瘤”。那时，医院图书室里的艾滋病资料奇缺，我又回到学院图书馆，查到了艾滋病的文章，从巴某的病征来看，很近似“卡波西氏肉瘤”。我赶紧通知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

化验结果出来，巴某HIV抗体呈强阳性，医院沸腾了，因为之前谁都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医院赶紧通知巴某的丈夫和孩子、亲属，一家十几口人到省防疫站检测HIV抗体，结果都是阴性。我们很怀疑，为什么她的丈夫是阴性，而她却是阳性呢？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巴某是经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

1996年4月11日，某官员得知此事后，以训斥的口吻说:“你们大惊小怪什么，哪有那么多艾滋病……”我很吃惊卫生厅官员为什么持这么样的态度，难道他们有什么隐情？有什么秘密？

十几天后，巴某死了，她才42岁。她的丈夫说:“我为了她的健康，要求医生在给她做了手术后给她输血，我很后悔，不该给她输血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从输血感染至死亡，历时近三年，其家属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围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我们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中，总是强调静脉吸毒、性乱传播、嫖娼、卖淫等，而对医源性“血祸”的危险性却在那时很少提及。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调查，周围还有没有类似巴某的病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又是什么？

这时，我也听到还有人因卖血和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人因病输血库的血感染了艾滋病，这说明当时血库的血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术输过血库的血呢？谁能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呢？我也不知道，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

巴某死后没几天，一个学生又告诉了我一件事。她丈夫的一家亲戚得了艾滋病。这家人无任何医学常识，更是缺乏艾滋病的知识，去找那些只为赚钱发财的“性病游医”治病，结果全家4口人落得灭门绝户，只是在剩下最后一口人时，才被确诊为艾滋病。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

1996年11月，这户人家剩下的最后一口人阿芳也死去了。这家人是打鱼为生的，我现在还是无法忘记这一家4口人，这家人的艾滋病传播包括了血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个类型。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推测，因为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人绝非只是她们，于是，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揭开“血浆经济”的真相

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接触到巴某和阿芳一家后，我发现我对艾滋病知识很缺乏。我本人是一个医生还这样，广大群众又该如何呢？我想，应该向他们宣传艾滋病知识，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以前与性病游医斗，现在又有了新事做，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

1996年9月，我开始自编自费印刷第一批小报，向郑州市民免费发放。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只有500元钱，河南文史馆拿出了800元，宋庆龄基金会送来了400元。这1700元钱共印出了12000份资料。

1996年12月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那一天，河南省文史馆出车，还有一些馆员协助，我们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连续三天向群众发放了80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自编自印宣传资料了。在打击“性病游医”时，我就开始这样做了。我在散发的资料上都印着“注意保存传阅”，可有人还是扔在地上不看，我就再把它们拾起来，再发下去。

到了1997年，我得知很多患者都是在农村里，因某些人为了“保密”而很难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更激起了我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信心和勇气。我成天就是编啊，写啊，写啊，编啊，印啊，讲啊。我每年编两期，每期都用八开的纸，后来又改成折叠型，4页八面，用新闻纸印刷。看起来像一本小书，有利于保存。

这些年我总共印了多少宣传资料呢？至少有100万份了，最多的一期我印了18万份。

那时，很多事都是我一个人做，老伴那时还活着，他不让我干，可又怕我累着，总帮着我干。那些年，多亏了有他帮忙，可后来，他去世了，他没能和我一起活到现在，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

我把这些资料发到防疫站、计划生育站，更多时候是我带着几个人，大多是大学生志愿者，到乡下去，到农村里，去发放，就这样，慢慢地，有一些艾滋病人站了出来，愿意出来说话了，也就是这样，慢慢地，更多的人站了出来，他们说出了“血祸”和“血浆经济”的真相。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通过自印小报，有些地方还经常邀请我去演讲，作报告，我到处讲，到处说，一些农村的艾滋病人开始主动找到了我，给我写信。我后来就知道了卖血感染艾滋病，再后来，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可以看出，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我后来的事情，媒体报道的就很多了。

今年年初，我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