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郭锄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结论上写着:“经复核调查研究，原判反动标语，不是郭锄非所为。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郭锄非无罪，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让他来求我，不要对他的工作产生影响。

抓了我儿子之后，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来了，罪名是“非法堕胎”，判处“劳动教养三年”。我实际上被关了13个月，在河南省新郑县和长葛县交界处的陉山劳教场。

幸亏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着走出了陉山劳教场。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郑州市革委会公安局给我的平反决定，恢复我的名誉，回原单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并没有因对我的平反而结束。到了1979年12月5日，我才看到了郑州市中医院给河南省中医院的函，这时，我已经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这个函终于给我彻底平反了:“我院于1979年3月对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高耀洁同志虽已在院大会上平了反，但由于她调走，今特函，对高耀洁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子女亲属恢复名誉。”

离开手术台走上讲台

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的机会，又从郑州市中医院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我感觉又有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经是远近闻名，成了没有挂牌的“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治疗中心”。慢慢出了名，我们河南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医生少了，人手紧，我有一次9天9夜没离开病房，后来，我晕倒了。

1983年，我和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我也获得了晋职、晋级和各级领导的重视。那几年，我们医院的病人非常多，我们得到了一些荣誉。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一枚奖章。我是“九三学社”社员，这年又在北京参加了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都参加了会，接见了我们。

1988年，我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时间因为医院人手紧，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岁了，还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医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员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饭后，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无声地走了，说实话，我舍不得这些病人，但我这一走再没回去过。

我退休之后，本意想写一些东西，总结一下40年的临床经验，可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希望我能到小诊所去挂牌，去坐诊，给很高的价钱。我都一一拒绝了。在郑州西郊，竟然有人挂出牌子“高耀洁教授在本所坐诊”，我带着记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扑了空。

1992年春节后，河南省当时的一位女副省长找到我。她说1995年要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要我写一篇论文，在参加大会时用。于是，我开始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的健康进行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城乡接合部妇女发病率高；性乱使女性发病率高。我们检查了7个监狱，其中女子监狱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发病率为92.7%.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做了深入了解。

我发现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像城市健康躯体上的肿瘤，俗称“三陪女”，活跃在歌舞厅、夜总会、美容院等地方，从事色情服务。

这时，我听说豫东一带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吃喝嫖赌胆包天，贪污受贿心不悬。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迁。”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我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1995年的半年里，我就讲了十几个大学，仅是三八节那天，我就在三个大学里演讲，宣传预防性病知识，那时还不懂艾滋病，所以，也就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讲了。

我退休后，没有去私人诊所，却争到了讲台。我认为我们女性更应该提高卫生保健知识，劳累了我一个人，让大多数人受益，这很值得。

游医曾威胁杀我全家

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

1998年1月24日，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我是文史馆馆员。时任省长的马忠臣要来参加，我得知消息后，连夜写了一封信和调查报告，痛陈当时的游医黑幕，呼吁省长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当面把信交给了马忠臣。

我在信中说:根据我亲身调查，发现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医，利用他们手中骗来的钱，收买了某些医院的领导，承包租赁医院的科室，摇身一变为“性病专家”等。

我与游医的接触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带着记者堵乱用我名号的诊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个年轻人差一点因为乱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个致力于妇科病防治的妇产科医生，我很疑惑，我们的社会难道有这么多性病患者？又有那么多治疗性病的专家？我当时就认为，这已经是全国性的一场灾难了。

从退休后，我与游医、假药的交锋就开始了，从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条漫漫十年的“性病游医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开始暗访了50多家所谓的性病门诊，我扮成病人家属，走街串巷，光打车费就花了3000多元钱。所见所闻令我不寒而栗。

我给省长的报告引起了重视，第二天，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的电视电话会议，打击假药假医假郎中的活动在全省展开。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电话到我家:“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个别的媒体负责人也说:“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我的小女儿也受到了牵连，她原在一家医院工作。为此，工作也丢了。我明白了，游医后面有保护伞，但我不会向这些丑恶势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陈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理非法医疗广告。这年8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厅、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在电话中带着哭腔的控诉:“高老师，我让性病游医害苦了。”这一切，让我意识到性病游医肆虐的范围不是河南一个省，于是，我又投书中央、省领导和各大媒体揭露性病游医及其支持者。

那些医药骗子真多啊！他们像苍蝇一样嗡嗡乱飞。他们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来与我的合影，妄想借此说明他卖的药是真的，以便欺骗病人。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净化医疗环境，让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