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推手

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快速启动与不断腾飞，自然与禹作敏以及大邱庄老百姓的团结奋斗不可分割，但事情似乎远非如此简单。最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其经济力量强大若此，大邱庄亦不过一个村落、禹作敏亦不过一个村支书而已。那么，禹作敏于大邱庄经济发展后期，到底是凭借怎样的操作手法与关系网络，成功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政治壁垒，以致非但未把静海县委放在眼里，甚至敢于与天津市委直接对抗、公开叫板呢？到底是谁扮演了促使禹作敏不断前行的幕后推手？

一位执意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特别提醒本刊记者，对于禹作敏来说，“文革”期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情节“万万不可忽略”，而禹作敏事件出现后，于1993年4月投案自首并于7月被逮捕归案的天津知青石家明，实则扮演了禹作敏后期发展的重要“操盘手”角色。其时，石家明正是以“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身份高调出现。

刘金峰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一语道破石家明与禹作敏的关系:“她始终在禹作敏左右，打做知青起就到大队里做工作，一直和禹作敏在一起，说包二奶也好，说情妇也行。”

石家明，女，生于1955年，于20世纪60年末也即“文革”最为火爆之时，“响应中央号召”下乡至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据称，石家明曾在大邱庄大队插队四年，后被调回城里当工人，再之后，石再度来到大邱庄并落户于此，而与其一起落户于大邱庄的亦有其父母。查阅静海县档案馆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在与石家明等人先后下乡于天津市静海县的北京知青中，有的人的父亲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而就在此时，石家明与这批在团泊洼农场“下放锻炼”的大学毕业生们，发生了颇为密切的往来。其时，他们下乡所在的团泊洼与隶属于团泊公社的大邱庄村，距离不过短短三四华里。最为紧要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团泊公社与大邱庄村曾密为一体，而生于1930年的禹作敏甚至早在1962年便曾担任团泊公社第十一生产队队长。

就禹作敏事件，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于1993年8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受此牵连，石家明因“非法拘禁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据称，早在多年前，石家明便曾嫁与大邱庄不远处某村一石姓男子，但“结了婚没几天就离了，不知道为什么”。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财经文摘》记者讲述，禹作敏对邓小平一直心怀钦佩，在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发表后，禹作敏颇为兴奋。“书记说:我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在会上提出的道路，而且我都提前了。”禹作敏一直渴望邓小平能够前往大邱庄参观视察并给与相关建议。有确切证据表明，关于迎接邓小平到来的诸多前期铺垫已基本做好，标语、横幅、各大公司门口的门楣标识，都已大张旗鼓地写上了“小平您好”等字样，这些都发生在1992年—1993年间。怎奈“危福合事件”震动全国，禹作敏泥足深陷，邓小平最终没能去得大邱庄。“邓小平说要来，结果没来成，他闺女（指邓楠——记者注）来过。他闺女老来。”

“禹作敏的腰杆怎么会这么硬呢？”郭凤莲同样有过类似的不解。她说，随着与禹作敏交往的日趋深入，于言谈话语之中，她似乎又明白了点儿什么。“他作为一个先进典型这么多年，上面领导难免会说一些鼓励的话，鼓励他如何如何，禹作敏自己也漏过这个话。”

据称，禹作敏曾指着郭凤莲乘坐的普通桑塔纳轿车说:“你看看你坐的这个车，实在太破了。你知道我的车吗，600万一台，不光我有，我还专门送给了华西（村）的吴仁宝一台。你的车子估计进北京都困难，我的车子却可以一路绿灯，直接开进中南海，停在首长门口。”

郭凤莲听罢此言，深表震撼:“禹书记到底指的是哪位首长，他没明确讲，我也不想问，也不想乱怀疑，反正当时就觉得相当吃惊。我心里说:哦，大邱庄果然是……当时我就感到，禹书记有点太傲慢了。他的这番话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时讲的，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在和我吹牛，可能说的就是真的吧。你想想，开到首长的门口……当然人家的车是挺好的了啊。”

禹作瑞对本刊记者表示，在最初的改革与发展上，禹作敏确实是遇到了“贵人”，而且可以说，大邱庄近30年的发展历史，此人不能不提。其人即为原静海县县委副书记于清泉。

“以前还是生产队呢，于清泉就告诉禹作敏:你搞承包，别声张，自己干，如果县里来了人你也别说。”按照禹作瑞的理解，于清泉对禹作敏的前期运作影响至深。“说实话，在生产队的时候搞承包，你这不是走回头路吗？是要受批评的。县里后来确实有人来问过，书记很肯定地说:都没影儿的事，没承包。于清泉脑子真是清楚，比别人早看出了好几步。”

据悉，于清泉后调任天津市宁河县任县长，再后来进入天津畜牧局任党委书记，不久后转调至天津市机械局。禹作瑞说，因于清泉对大邱庄经济改革的前期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决策帮助，禹与于遂成至交，以至于最后，于清泉在其爱人与女儿的工作调动上遇到困难时，禹作敏曾给与过巨大帮助，“人在人情在嘛。”

村民李风光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也一再提到于清泉的名字。

禹作敏于1993年被天津警方“智取”之后，其次子禹绍政闻讯后决定出去寻求帮助。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对《财经文摘》记者回忆说:“当时书记有个看家的，叫史明生，跑到天津市去托人，人家宋平顺直接管着公安局，你跟人家折腾不是白折腾吗？这边呢，立刻寻思着让禹绍政找邓小平的闺女去。结果刚到天津就被抓住了。人家都盯住了，跑不了，到了天津就把禹绍政给扣了。”

关于禹作敏与中央某领导扑朔迷离的关系，坊间众说纷纭。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的观点，此举更多地应属禹作敏于大邱庄后期的操作:“禹作敏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他自己以为后面有人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度特别有名，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最后都被这样踩掉了，好像自己认识什么什么人啊，背后和他发生过什么利益关系啦，人家肯定会救自己啦什么的。”“对禹作敏的处理，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禹作敏最后挑战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挑战的是整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则将大邱庄现象称之为“小共同体本位”，而禹作敏的动作已触及中央集权体制的底线，但从结果上看，中共对该事件的处理显然是不妥当的。“这种庄主经济，我称之为小共同体本位，我觉得这是个过渡现象，在从计划经济的大一统过渡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小共同体本位冲击大一统的现象，这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个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现象，而它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然就会和市场经济、法制这些东西产生冲突。但是，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却不应该用恢复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方法来解决，不能说他和中央集权体制产生矛盾了，然后就把他整倒，而应着眼于如何促使这种东西逐渐向规范化、法制化、公平竞争的方向上去引导。”

宪政学者刘军宁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中国，像大邱庄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每天都在发生，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巨大的损失，无限的伤害，令人反思。

禹作敏时代已告终结，大邱庄新的时代能否到来？

郭小川笔下颇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团泊洼，时下已不再静谧，严重的污染早已令宽阔的团泊湖水库鱼虾了了，即使捕获上岸的零星鱼虾也基本不能食用，大邱庄周边环境的大幅度恶化甚或催生了与其几华里之遥的癌症村的出现。

15年辗转一瞬。显然，这里已不是禹作敏的大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