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1976年10月初，在揭批“文革”错误情绪正酣之时，禹作敏独自一人在广袤的团泊洼辗转徘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其间寡言少语，旱烟抽掉无数。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发表了这样的诚挚演说:“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此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尽管对于禹作敏裹挟集体力量切入钢铁工业且能够将大邱庄经济“打着滚儿”发展的现象，学者间存在多种争议与猜测。更多的疑问在于:为什么禹作敏单单看中了钢铁，他的原材料哪里来的，他的产品卖给了谁。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如此独特的政治氛围内，到底是谁扮演了禹作敏与大邱庄幕后推手的角色？
答案众说纷纭，《财经文摘》得到多种版本，但深入调查后发现，多数说法经不起推敲。据了解，迄今为止，尚无一人对禹作敏乃至大邱庄的发家史做出过一个值得信赖的完整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亦感迷惑。他认为，值得业界关注的因素起码有两个:其一，禹作敏从废铜烂铁做起，而即便废铜烂铁这些最初的启动资源，在当时的背景下也非常人能够搞到；其二，大邱庄与天津港货运码头并非遥不可及。于建嵘似乎更为看重禹作敏的个人魅力与其超出常人的操作手腕。
变革，就这样生生地出现了。
大邱庄冷轧带钢厂于1977年8月间成立，村民刘万全、刘万明分别担任该厂厂长以及业务员一职。作为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选择此二人担纲主持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的重要原因在于，刘万明退休前曾供职于天津冷轧带钢厂，刘万全则是大邱庄出了名的技术能人。冷轧带钢厂牛刀小试却一炮打响，一年后，成本全部收回，纯利润超过30万元。
依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财经文摘》记者的讲述，当初的带钢厂其实只有两台轧钢机，而且是“人家轧钢厂不要的，我们按废铁买回来的，不点儿大（注:意为很小）”。另有村民表示，当初从天津冷轧带钢厂确实买了一台废旧轧钢机，回来后大邱庄人“照葫芦画瓢”，又仿制了两台，总计是三台。
关于带钢厂创业初期启动资金的真实来源以及大邱庄改革的最初起步，村民李风光对本刊记者做出了详细的阐释:“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企业，什么叫副业。禹作敏发动老百姓先打了一部分苇子，跟大伙儿说，肯定能到一斤两块七毛五。结果那年价格真高，三块钱，超了。这就打苇子建厂房。带钢厂投资多少钱呢，20万（其实，亦有10万和15万的说法）。向国家无息贷款三万七，向邻村借了两万，动员社员筹款一万多，砖瓦厂红砖折合两万多，大队积蓄五万多，这么杂七杂八加起来的。”
“那时候建厂房很困难。我是养殖场场长，那时候说要搞大规模养殖，我做了一个计划。因为属于改革，县里畜牧局说，你搞个大养殖场，做个大计划，有了砖、砂石料、钢筋，我再给你项投资。就这样，养猪场和带钢厂都办成了。大邱庄就是在那个时候，在1978年起的步。”
受到带钢厂盈利消息的刺激与推动，其后十数年间，在禹作敏的有力指挥下，大量工业企业扎堆儿出现，管理模式亦日臻成熟: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成立；1982年，大邱庄印刷厂、大邱庄电器厂相继开工投产；1983年，为扩大规模、便于管理，同时为能享受到国家对初创公司税收政策之优惠，禹作敏得到“高人”指点，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将建立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非但总公司为独立法人实体，总公司之下所建分厂亦为独立法人。
依托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各个工厂下辖的分厂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多，越滚越大。1987年，禹作敏将上述四个总厂改制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将四个公司分别改名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近10亿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亿元工业区”。
顾名思义，按照禹作敏当年的规划，该工业区每年的产销能力至少要达到100亿元，“百亿路”因此而得名。依据大邱庄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明隽向本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截至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尽管对于上述数字，记者不敢全然苟同，但大邱庄于鼎盛时期的发展速度之惊人，却是人所共知的。
除却工业拓展，在农业生产上，禹作敏亦提出了其著名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说法，将农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种，鼓励有能力者系统承包。当年的土地承包大户马德良偕夫人何文丽甚至将大邱庄的农业生产承包经验成功介绍到了法国，一时传为美谈，其时为1982年。1983年—1985年，禹作敏先后将大邱庄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强化“统包结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全部耕地改由4个组承包，不惜重金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全村事农劳力在1985年已直线降至112人，后来甚至有降至8人的说法。
据称，自1979年－1990年，禹作敏共向农业投资近4000万元。至1990年底，大邱庄共有各种农业机械2577台，总动力64894马力，粮食总产350万公斤，比1978年的140万公斤增长1.5倍，比1949年的34万公斤增长9.4倍。
值得一提的是，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以便更为有效地进行工农业改革，禹作敏曾有一段精辟但后来被广泛曲解的言论。禹作敏这样告诉他的搭档:“丑话咱说在前头，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翻番，背靠集体经济模式腾飞起来的大邱庄，对村民福利待遇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与改革。《财经文摘》记者先后几次深入大邱庄采访，村民对禹作敏时代的福利待遇记忆尤为深刻，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不要”和“几个解决”:用电不要钱，用气不要钱，电话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取暖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对于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村民，一律解决就业问题；对于光棍汉，村里一律帮助其解决婚姻问题；对于老年人，村里一律负责解决其养老善终问题；所有村民一律解决住房安居问题。
非但如此，禹作敏赏罚严明，谁对企业贡献大，谁为企业带来的效益高，谁得到的实惠就多，反之亦有说法。一时间，群众干劲十足。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更没有大邱庄的今天。”多位受访者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出类似话语。
而对于当下产权制度改革后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部分村民已怨声载道，据称，已有村民多次到镇政府打起标语表示抗议。8月15日上午9点，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姚金明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独家专访时，矢口否认“村民抗议”这一说法，并称“类似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
尽管如此，本刊记者8月初第一次到大邱庄津海街居委会采访时，一干群众执意要记者将静海县委领导至少大邱庄镇政府领导找来，希望他们听听大邱庄基层百姓的声音。据了解，为数不少的大邱庄村民对当下的生存现状表示不满，他们希望通过与记者的交流直接评判当地政府政策之不足，并希望政府拿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你大邱庄子白是大邱庄子，没用！厂子里不要你，要他亲戚朋友，人家有资本，他说了算。群众一看，厂子都归个人了，但你那厂子的房基地是大邱庄子的啊！那厂子可是禹作敏建起来的啊！你要是不包给他，俺用那地可以挣钱啊！”谈及此事，禹作瑞颇多感叹。
“他租俺的地，得给俺钱吧。俺们上班，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们一个个都富起来了，有厂子的才几个人？现在农业队也没了，俺们找谁说理去？俺们指望什么吃饭？群众就起来了，我要地！”禹作瑞认为，产权制度改革害了老百姓。
大邱庄医院、大邱庄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院、大邱庄邮电大楼、香港街、百亿路以及纵横有序街道的渐次兴建与纳入管理，加之居民住宅楼的整齐划一、别墅群的井然分布、大邱庄整体居住环境的多次整饬……禹作敏曾经的一系列治理措施，深得大邱庄群众的热烈拥护。
1978-1992年，在如此不起眼的一片穷乡僻壤之地，居然悄无声息地冉冉升起了一颗工业化市镇新星，海内外为之震动。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于新农村改革实践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以及最终取得的令人慨叹的成功，环顾全国，恐一时无二。
致命的导火索
及至禹作敏不明就里地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时，大邱庄的致富范式引致各方关注，而中央级媒体连篇累牍的非理性追捧，令这位一直不事声张、默默耕耘于静海土地之上的农民，颇为无所适从。
作为政治任务的全国巡讲、报告以及外来参观团接待，甚至令仅仅读过四年私塾、严重缺乏公关教育的禹作敏陷入焦虑与茫然。关于如何去讲解大邱庄，如何摆正他自己的位置而又能避开政治风险，没有人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而禹作敏于农村改革上的大胆与无畏，亦不断体现在其与各色人物交往中的豪放洒脱与不拘一格之上。记者调查采访发现，确有多种证据显示，禹作敏在言行上的狂妄不羁，已开罪到政治人物若干。
随着1993年禹作敏的倒掉，大量针对禹作敏在大邱庄管理模式上的批评甚至谩骂铺天盖地而来，其情状之复杂，模式之花哨，如同之前的赞誉。但细细想来，几乎所有的批判都非常值得怀疑。不论是“庄主说”、“土围子说”、“独立王国说”、“土匪头子说”，还是“封建君主说”、“地方割据说”，其核心内容仅在一点上，即“禹作敏不该这样控制大邱庄”。
《财经文摘》记者查阅大量资料，寻访到众多直接相关者，惊讶地发现，很多目标直指禹作敏与大邱庄的评论者根本就不清楚当年的改革状态，也完全不明了禹作敏其人，或者连到都没有到过大邱庄。发言、炮轰的猛烈性与随意性令人感喟，一切盖因禹作敏已经倒掉，而官方口径已经如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如果仅仅谴责禹作敏，是不太公正的，而且，“政府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打死了人，而是因为政府管不了大邱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邱庄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
“如果说禹作敏那种领主式的行为引起了大邱庄村民的不满，村民的民主意识、村民的个人权力迅速成长起来，把禹作敏给推翻了，那当然是最好的，是代表现代化倾向的一种现象。但仔细分析起来，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大邱庄村民并不恨禹作敏，他实际上没有得罪大邱庄人，到现在也没有揭露出他把大邱庄集体的东西装进了他个人的口袋。把他抓起来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如此说来，如果说抓禹作敏仅仅是体现一个集权国家控制社区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比较滑稽。”
针对禹作敏，秦晖慨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权力把他扶起来，权力又把他整倒，从整个过程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悲剧了。”
回溯整个过程，禹作敏被扳倒的直接契机来自两桩人命案，一为1990年之“刘玉田案”，一为1993年之“危福合案”。两案前后相继，禹作敏深陷其中，难脱干系，最终不能自拔。
依据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乡小靳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于2007年8月28日接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时的回忆，禹作敏为人仗义，性格豪爽，但“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王作山认为，禹作敏“护村”护得实在太重了。“有人犯法，谁犯法就该谁受法律制裁，有你啥事啊？而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对他来说，他不是主要责任人，即使有责任也不至于负刑事责任，儿子犯罪不能把父亲也逮起来吧？是不是这个理儿？下边杀人，怎么会是他的主要责任？我只能说一句，他忒‘抗上’了。”
“刘玉田案”确为导火索。
据本刊记者了解，刘玉田系直接涉案人刘金会之父，为禹作敏近亲。刘玉田之妻禹氏为禹作敏二姑，其家族关系相当紧密，而刘金会兄弟计四人，依照农村长幼排序，分别为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峰、刘金功，而刘金会尚有两个妹妹却并不在此列。换言之，禹作敏兄弟四人禹作哲、禹作新、禹作敏、禹作瑞，实为刘金会之姑表兄，而同为涉案人的禹作相，则为禹作敏堂弟。
关于该事件的起因，按照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本刊记者的话说:“刘金会作为表叔，强奸了禹作相的闺女，导致女方精神失常，禹作相不干了。”刘金会三弟刘金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其二哥刘金会与禹作相“闺女”发生的关系“没有强迫成分，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人的事”。
但刘金峰同时认为，不论怎么说，刘金会做得确实不对。“即使他说喝酒了，酒乱，我也不能原谅他，因为事情是他做的，就应该由他承担责任。你禹作敏打死他刘金会，我也不说别的，但我们老爷子到底惹谁了？你这不是株连九族是什么？”
17年后的今天，面对《财经文摘》记者，刘金峰依旧愤恨难平，刘姓家族与禹姓家族的仇恨至今未了。据记者数月于大邱庄的观察，大多数村民其实是怀念禹作敏以及禹作敏时代的，对禹作敏个人的评价也甚高，但单就刘金会家族一方而言，禹作敏的形象要大打折扣，甚至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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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齐介仑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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