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束手就擒。
“一共去了三辆车，人都被扣了，后来经过审问，那些人都没问题，就放了。”村民李风光对《财经文摘》讲述时认为，天津市公安局早有准备。“从‘李七庄’（此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为天津外环，属大邱庄通往天津市区的必经之地——记者注）那一段开始，全部戒严了。”旋即，在“大邱庄群龙无首”状态之下，宋平顺迅速动作，第三次亲率天津公安干警一行数人再度开赴大邱庄，轻松抓获涉案人员数十人。
“四大集团的经理，不但一个没动，而且全部改口，都顺着公安的意思说话了，说禹作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跟天津市委穿一条裤子了。”禹作敏大哥禹作哲无比愤恨地说，“这就是杠着（意为“命中注定”——记者注）。禹作敏走到这一步啊，杠着他把大邱庄操办起来，杠着他再走这一步，别的就甭说了。人家宋平顺来大邱庄开会就说，禹作敏让谁死谁就得死，你说有这种事吗？！人家开会就这么讲的，你怎么着人家？老百姓谁敢言语？暗地里说话管嘛用？四大公司都是禹作敏弄起来的，可到现在呢？禹作章是书记亲自培养起来的，等到书记被抓走，他一下子就变成公安那头的人了，不但不替书记说话，反而把书记害得很惨。四大公司人家也不管了，谁说话也不顶用了，谁还敢说话？！”
大邱庄之强人禹作敏时代就此戛然而止。
孤独的行者
15年后已由村变镇的大邱庄，马路、楼群、商店、农贸市场依旧沿袭了往昔的风貌。扩容后的大邱庄镇如常地来往各地的商贩，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香港街上的店铺三三两两地开门营业，甚至大量的小姐出租屋亦不时闪现。尤为显眼的是，从大邱庄村口延伸至数公里外的宽阔水面已完全黑褐污浊，被污染到不可复加的程度。
遭遇巨大政治波折而陷入困顿中的大邱庄经济，在付出了沉痛的环境污染代价之后，依旧徘徊乏力。自1993年禹作敏事件之后，伴随着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疯狂挤兑，大邱庄原本蒸蒸日上的集体经济瞬间崩溃。之后的所谓股份制改造、产权制度改革，非但看不到任何实质性成效，却引致问题迭出，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而育有二子三女的禹作敏在客死他乡之后，可谓家道中败，长子禹绍国、次子禹绍政目前均已流落异地且勉强维持生计，三个女儿也大致分散在天津市及静海县城，绝少再回大邱庄。禹作敏繁盛时期“高贵”的白色别墅因产权不明无法出售而基本闲置，玻璃窗上满是灰尘。抚今追昔，不免令人叹惋。
《财经文摘》记者先后多次通过知情人士获知禹绍政的联系方式，但遗憾的是，不是号码停机、关机，就是房子已经换人，而禹作敏老伴范氏目前正与禹绍政一起生活，已数年未归大邱庄。禹作敏长女多年前嫁与原大邱庄四大集团之一的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记者曾三次前往赵书忠目前独资运营的大邱庄钢材市场，奈何赵与其妻执意以“工作太忙、事情复杂”为由一再推脱记者的采访。
大邱庄于1993年吸纳周围四个村庄而改制为镇，曾多年担任该镇镇长且对大邱庄当年变故分外明了的陶润立，于2003年调任静海县县长一职。本刊记者8月14日前往静海县县委采访时，陶润立刻意回避，其助理王滨对记者称:“关于禹作敏的话题实在太敏感、太复杂了，真的不方便讲，对不起。”原尧舜集团总经理禹作尧、现万全集团总经理张玉银均对禹作敏话题三缄其口。
禹作敏二哥禹作新之子禹绍武当年颇为禹作敏看重，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老爷子太冤枉了，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当年为了大邱庄发展费尽了脑筋，到最后，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吃十来片安眠药都睡不着。大邱庄人都知道，老爷子半夜睡不着了，就一个人到大队里坐着去。”
2004年从静海县独流镇调任大邱庄镇担当镇长的姚金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假思索地举出林彪的例子，力图回避记者的进一步追问。他表示，中共的法律法规，没有功过相抵的规定，禹作敏做出过贡献，共产党并不否认，但是他违法犯罪也是事实。“林彪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东北全境的解放，包括平津战役，包括淮海战役的一部分，包括渡江战役，包括进军大西南。他做得不也是不错的吗？你能不能说因为他那段做得好，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后，就把功过抵一抵呀？共产党的法律没有这一条。”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没有禹作敏，现在即使改革也到不了这一天。没有人是没有错误的，如果论功过，我认为，禹作敏功劳占95%。”李风光如是说，“书记自杀那年的‘十一’过得相当隆重，天津，全国都是！我琢磨着他自己一定有个回想:你说何必啊，我辛苦劳累……原来从中央到地方，都知道大邱庄，都知道我禹作敏，都知道啊！为什么‘十一’前后他吃的安眠药？我知道他的性格。”
“县里早就惦记着把大邱庄划成镇，书记没答复，说你别划镇，回头我搞好了，搞成了规模，你给我划个市。这么一来，对静海的提议，书记没同意。到后来书记一犯事，人家中央工作组进入大邱庄组织这个事，商量着怎么搞，把禹作敏犯的错误怎么来怎么去的一说，后来划成了镇。”禹作瑞认为，即便在禹作敏出事前后，其在经济发展上仍旧具备豁达的思路和更为长远的打算，“大邱庄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结果出了这样一个事情。”
2007年8月15日下午4点，《财经文摘》记者来到天和医院，禹作敏生前最后停留的地方。据称，禹作敏曾在天津第一监狱（天津人称之为“西所”，已被拆除，目前天津第一医院所在地——记者注）服刑两年，后保外就医到天津武警医院，后又转至天津天和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记者赶赴天和医院采访的当天，恰逢天津市整个卫生系统女同志歌咏比赛彩排的日子，大量的医生护士，或年轻或年长都身着深紫色套裙聚拢在医院门口说笑。医院三楼，记者通过多人指认，最终得以确定禹作敏生前病房所在地，但该病房早已由一间开辟为两间并改为门诊诊室。据天和医院某护士讲，当初这间病房编号为“甲三”，也即高干病房。
天和医院办公室主任于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我经常在院子里碰到他。我所碰到的禹先生，格外讲究礼节，和我们见面总是点头问候。但他当时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有多大的自由，这个我不清楚。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很自由，因为他有时候还自己出去买点东西，这个我是见过的。”
禹作敏老伴范氏原属静海县蔡公庄乡蔡公庄村人，只有一名长兄，名曰范希田，范希田计有三子，分别为长子范光会、次子范光剑、三子范光福。遗憾的是，禹作敏大舅哥范希田三年前已过世。为了解当年禹作敏的心路历程，本刊记者于8月20日下午专程登门采访范希田长子范光会。
与大邱庄以及周围各村村民的热烈拥护有所不同，范光会与禹作敏早在1986年便已结下“梁子”。通过交流得知，1986年范光会女儿出生，按照村子里计划生育的规定，一定要“结扎”。范妻希望能够免除这个过程，或者交点儿罚款也行。苦于无处求人，范妻嘱范光会前往十几华里外的大邱庄，希望当时已任大邱庄党委书记并颇有名望的禹作敏给以帮助。
范光会到了大邱庄，在总公司门口见到了其姑父。作为禹作敏惟一的大舅哥之长子，范光会认为，禹作敏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关心与关怀，仅问了一句:两胎了吗？答:两胎了。禹说，“两胎了就得‘结扎’。”抬腿上了汽车，扬长而去。
范光会之妻对《财经文摘》记者说:“‘是二胎吗？是二胎就得做。’对这句话，俺们两口子记了21年。俺们老范家没有从他老禹家那里得到过半点儿好处，从没有沾上禹作敏半点儿光。你别看我们家盖了别墅，那是我们自己争气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和他老禹家没有半点儿关系。”
纷纭的评判
小靳庄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认为，禹作敏“仗义豪爽”、“处事果断”、“胆子大”。据王讲述，因同为天津市基层党支部书记且经常在天津的各种会上碰面，双方早在“文革”前数年便已熟识。“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天津学习小靳庄”，其时，禹作敏便到过小靳庄并与王作山有过交流。
“文革”结束后，做了三个月宝坻县县委书记的王作山被扫地出门且受到处分，回村做起了农民。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在村民举荐下，自认为犯过错误的王作山出任小靳庄村主任。上任伊始，已大致明辨发展道路的王作山从宝坻只身前往静海，在大邱庄找到了老朋友禹作敏，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禹作敏在工农业改革上给小靳庄提供些建议和帮助。
“他问我:你搞啥呢，有什么技术人员吗？我说:哪有什么技术人员？我就是做铁活儿还行。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个车，你在大邱庄先转转，看上哪个产品，你就干哪个。他是让我看看干哪一行。有一个叫无缝高瓶焊管厂的，我看上那个了，他说:你还可以，有眼光，这个东西赚钱着呢。当时他几大公司经理全在那儿，禹作敏当场就拍板了，说:厂房我出钱给你盖，原料我供你，因为买带钢你也买不起。我给你出技术人员，在技术上给你领通，你可以干喽，我再撤回来，一年保你纯利润150万。”
之后，在禹作敏人财物的帮助下，厂房很快盖了起来。没过数日，禹作敏给王作山发电报到小靳庄，通知他去看设备。“就是禹作尧那个公司给我进的设备，到那儿一看，设备是进来了，但不是专门给小靳庄进的，是整个大邱庄集体进来的一批。人家告诉我，你得去总公司，找禹总给你打个条，按当时的安排，就算禹作敏上缴利税了。于是我就去公司打条去了。当时，有几个人在那儿，禹作敏跟我说:我现在有点急事，正处理。咱也知不道啥急事，也不好问，结果听着听着说是逮起来了。”
据称，禹作敏被抓后，因监狱进不去，王作山便到大邱庄看望了一下禹作敏家属，同时又到禹作敏的公司看了看。因其被抓后事情十分复杂，王作山与禹作敏筹划的援助项目遂彻底泡汤。“你说，本来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王作山对本刊记者讲，由于地区闭塞，关于禹作敏入狱两年后保外就医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直到“1999年报纸上登着说，禹作敏自杀了”，他非常吃惊。
20世纪80年代末，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第一次听到禹作敏这个名字，当时，她正因政治处分被分配到山西省昔阳县公路段。“那天，《山西日报》发表了关于禹作敏谈大邱庄经济发展的一个整版报道。当时大邱庄比华西村还要有名，读完以后，对禹作敏的事迹，对大邱庄的发展，说实在话，咱是非常敬佩的。我认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基本上属于和陈永贵同一时代的人，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迈出这样一个步子，把大邱庄迅速变成一个工业性的城镇，他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起码我认为，他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别人要深刻。还有一点，他胆子很大，想法超前，思路敏捷。作为一个农村干部，有这么大的开拓性，有这么大的能力，把大邱庄整个变了样，我真是非常钦佩。”
9月20日，郭凤莲在山西大寨宾馆接受《财经文摘》记者独家专访时，对禹作敏进行了深刻剖析:“首先，禹作敏没有多少文化，他基本上也是个文盲，说实在话，农民啊，你要是表扬表扬他，他浑身上下都是非常麻木不仁的。另外，他的成绩确实是令人满意的，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他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这样他就有一点摇摇欲坠。”
郭凤莲认为，对于禹作敏的悲剧，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及静海县委、县政府都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能对禹作敏的这种行为进行一种约束？为什么不提前约束他？是他听不进去呢，还是说他有幕后支持者？”她认为，对于大邱庄，应该正面看待，对于禹作敏，更应该正面看待。“我认为，基层干部都应该受到保护，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受到法律的保护、政权的保护，因为咱们农村干部很不容易，在农村干点儿事太难了！”
1992年12月18日，作为中共“十四大”代表的郭凤莲，会议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与当时昔阳县委书记从北京直奔天津，准备去大邱庄参观访问，“去见见禹书记”。郭凤莲迄今为止曾两度到过大邱庄，此为第一次。
据郭称，禹作敏办公室一位女孩子不知道到访的是郭凤莲，态度一度很冷淡，既不让座也未有茶水相送，“俩人就在门口坐着等禹书记”。当郭凤莲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登记并“呈送”到禹作敏处后，“女孩子态度一下子好了起来”。
“进到办公室后又等了一会，时间好像不短，还喝了一杯水。”后来禹作敏就来了。他说:郭凤莲同志，我很崇拜大寨的，我也是在学大寨年间起来的。陈永贵原来是大寨的书记，我是大邱庄的书记，我也是这么干出来的。禹作敏还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管他部长也好，省长也好，来这里就让他们自己看，我禹作敏是不作陪的，今天凤莲来了，我要出面，我要接待。“等于给了我们个特别的面子。”
郭凤莲记忆尤其深刻的是，禹作敏说话总是很严肃，“有点傲气”。“他说:过去学大寨那么长时间，老百姓也没学到什么，还是饿着肚子，还是赤条条的。你看看，现在咱们党的政策好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邱庄是怎么一个变化啊！讲了很多。后来我们县委书记说，我们俩是从北京开完会来大邱庄学习来了，向禹书记学习来了。他说:好啊，大寨应该学大邱庄了，大邱庄改革开放搞得好，大寨现在落后了。禹作敏给了我们一些大邱庄的介绍资料，然后又坐在那儿交谈了几句，后来就去吃饭了。”
当天，禹作敏鼓励郭凤莲一定要把大寨的化工厂搞起来，并表示，在这个层面上，大邱庄可以提供资助，而且大寨化工厂生产的液氯完全可以供给大邱庄使用。非但如此，得知郭凤莲以及昔阳县县委书记当晚要回山西后，禹作敏毫不犹豫地开出50万元支票让郭带上，“来一趟大邱庄也不容易。”
“他说:你先让化工厂动起来，我用你的液氯。这样，通过我供给他的货，把他借给我的钱就抵了嘛，可以还了禹书记的钱了嘛，人家也没讲是给你，就是借给你的。我说:禹书记，咱们都是集体的事，我要给你打借条，我签字，借大邱庄50万块钱。禹书记说:你不要签了。我说:不行，一定要签上字，要么，别人会怀疑我郭凤莲把这50万块钱装在自己口袋里面了。我就给禹书记打了借条，借50万块钱。”
为表示对禹作敏无偿提供资金援助的感谢，1993年春节刚过，郭凤莲第二次来到大邱庄，见到了禹作敏，时间就在禹出事前两天。“我看到禹作敏好像有一种急躁的情绪，变了个人一样，非常暴躁的样子。当时坐下来之后，他说:我禹作敏是真正干出来的，你们大寨村是毛主席扶持起来的，你们那个先进是国家出钱买的，我这个先进是自己实实在在干的。现在改革开放了，你大寨动也不动，说明你们这个典型是假的。”
“我心里说:怎么今天禹书记是这么一个性格呢，这么说话，还说大寨的典型是假的。后来我们的情绪就不好了，他讲完以后，我们也没说让他陪我们吃饭，自己在大邱庄找了点儿饭吃。我说:禹书记，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们了，可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禹作敏说:你们再住上一个晚上，看看大邱庄吧。后来他就把事情交代给了另外一个人，让他领着我们去看了看大邱庄，什么九龙壁啊，钢管厂啊什么的，晚上就住在了那边。”
“就在我们住进宾馆快要休息的时候，不知道是天津公安局还是天津检察院的一个女同志过来了，她说:书记啊，你们明天早上赶快离开这里。我问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大邱庄出人命案了，打死人了。我说:是谁打死人了？她说:是禹作敏打死人了，你赶快走吧，这个矛盾是很大的。我们也没追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回到大寨时间不长，就有媒体报道说大邱庄出事、禹作敏被抓起来了。”
郭凤莲认为，禹作敏死得很可惜，对于大邱庄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大邱庄变了样，要是没有禹作敏是干不成那个样的！这么大的改革思路不是随便一个老百姓就能想像到的。我从不因为谁犯了罪就讲人家这个那个的，我是实在感到挺惋惜。可能这也给我们这些支部书记、农村干部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在取得成绩的情况下，应该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说是一个反面例子，但总可以是衡量我们自己的一个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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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齐介仑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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