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91）津高法刑事裁定第27号关于刘玉田案的详情记述如下:1990年4月9日，禹作相得知其女禹某某曾被本村村办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非常气愤。4月12日晚，禹绍龙、禹作民纠集禹作立、禹绍龙、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商议殴打刘金会泄愤。禹作相、禹绍立又迁怒于刘金会之父刘玉田，提议殴打刘玉田，其他5人也都表示同意。当晚，7人先窜至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殴打刘金会，然后约定次日上午在禹作民之父禹贺田家集合一同去殴打刘玉田。4月11日上午9时许，禹作相、禹作立带领其他5人闯进刘家，将64岁的刘玉田带到村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先对刘啐唾沫，打耳光，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毒打。将刘玉田打倒在地后，禹作相、禹作立使用皮腰带，禹绍祥、禹绍忠用带铁皮头的胶管，禹作民、禹作岭用鞋底殴打刘玉田。虽然刘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7人仍不罢手。直至刘玉田奄奄一息，他们才离开现场。刘玉田被送进村医院抢救，经医检，肋骨骨折8根，肾组织出血，肝肾破裂，腹腔积血达600亳升，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财经文摘》记者多次试图联系采访当事人刘金会，但对方一直躲闪回避，拒绝与记者正面接触。依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当记者于9月22日赶至大邱庄民祥里9号楼301室，也即刘金会曾经的住所时，发现房子早已租与他人，记者被告知，刘本人长年漂在静海，平时很少回到大邱庄。
刘金会大哥刘金刚亦婉言谢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其妻称:“我们实在不想再提了。”据刘金会三弟刘金峰的讲述，二哥刘金会在1990年事发后便逃出了大邱庄，直至禹作敏被抓后才偷偷回村，而与刘金会发生关系的禹作相之女目前仍在大邱庄，且早已出嫁。
即便刘金峰基本认可禹作敏组织人等殴打刘玉田属于“寒碜寒碜他”的说法，且刘亦认为“禹作敏当时并没有真想打死老爷子”，但对于“禹作敏与刘玉田案并无牵扯”的说法，刘金会认为“那是完全错误的”。
“都是禹作敏一手操纵的，在大邱庄，他是说一不二，要么怎么说他是土皇上呢？说好一点他是皇上，说重一点，他就是一个土匪头子！我说这话，我负责任，因为他的一行一动，已经体现了他是一个土匪头子了。坐车，只要他从办公室一出门，前边仨后边仨，左右一边一个，几个人？这就是八个了。前呼后拥嘛！开门进去，他在后排坐着，一左一右两个贴身保镖，前边还有一个保镖。你作为大邱庄的一个书记，搞这么紧张干嘛？！他要的不就是那个派儿吗。”
据刘金峰讲述，在1990年事件出现前，刘一直对禹作敏心怀钦佩，而且如果不出这个事情，禹作敏“人还是个好人，书记也是个好书记”。“大邱庄四面八方多少个村庄，为什么惟独大邱庄发展了？不是禹作敏带领大家发展起来的吗？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气魄。如果他始终这么发展下去，我认为他还是个好书记，还是个好人。但最后几年他不发展企业了，他光发展他那个小集团了。”
刘金峰认为，如果讲发展，没有禹作敏，大邱庄就到不了今天。“就是从大邱庄一起来，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对立面大一些了，又是上保镖又是安摄像，你说有嘛用！盖别墅非要弄个地下室，刚开始还计划着从他的别墅到他上班的办公楼，要在地下挖一个地下通道，上下班都不敢在上边走，得在通道里走，你说他活着轻松吗？！”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在对刘玉田事件的处理上，静海县原公安局局长孙家芝亦有牵连。1990年9月，即案件处理末期，孙家芝因涉嫌参与“大邱庄打人致死案”事后造假，被天津市政法委强行从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拉下并受到处分，之后再无其消息。
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静海县公安局于1990年4月11日上午9点接到刘金峰二妹关于其父被群殴致死的报案后，孙家芝迅即携民警数人赶至大邱庄。在了解案情后，孙与禹作敏磋商并暗示称:“你不让我抓人也行，但你得给我把声势造出去，不造出去，人我必须要抓。”不多时，禹作敏依照孙家芝的建议，为包庇打人者、造成舆论颠倒的现实，大面积组织相关人等张贴大字报、策动游行、倡议给禹作相家属捐款等一系列舆论造假动作，整个村子各条街道两侧全部贴满了标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数千人围着大邱庄高调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刘玉田”、“砸烂刘家家族”等口号。
据讲述，4月11日下午，禹作敏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召开大邱庄全村职工大会。会前，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功全部被押至台前，一律捆绑并低着头，“身后有人按着”（刘金峰因钝器致伤处于昏迷状态，依旧被扣押在万全集团保卫处，于是未得上台）。据当地村民向本刊记者讲述，在此次大会上，禹作敏曾有“刘玉田早就该死，他死有余辜”的言论，并称“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4月12日至4月13日，禹作敏分别两次组织策动大邱庄近两千人大游行，“声讨”刘玉田，大街上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等多种大幅标语。
2007年9月24日，静海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韩玉起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采访时，亦谈及孙家芝与禹作敏的复杂关系，称“就在当年，孙家芝被一撸到底”。
据刘金峰回忆，就在其父刘玉田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其二哥刘金会已被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达数天之久，禹作相率同族7人气势汹汹前往派出所。当时大邱庄派出所所长周文全得知此消息后，借故离开，禹作相等人于是得以痛殴刘金会，但并未致死。而此时，刘氏其他三兄弟也已被禹作敏全部控制且均遭毒打:刘金功被关押在津海保卫处，刘金刚被关押在尧舜保卫处，而刘金峰则被关押在万全保卫处。
次日，也即4月11日，刘玉田被当街打死，闻讯赶至的刘金会二妹独自一人拉着板车将其父送往大邱庄医院，最终不治身亡。依据刘金峰对本刊记者的讲述，当天上午，其父刘玉田正在院子里整理东西，禹作相、禹作民、禹作力、禹绍龙来到其父所在院落。在门口，禹作相说:二姑父，你出来一下，和你说点事儿。其时，刘玉田老伴禹氏正在里屋忙碌。
“我娘当时就寻思着，不就一帮侄儿们吗，找他二姑父说点事就说呗。她在屋里就没出来。你说事在屋里说不完了吗，不行，得到外头说去。这几个人架着我爹，一出门口就连打带踢，一直踢打到现在的中国银行那一段。当时禹作章是村大队的大队长，禹作敏派去的，我有证据，他在那儿监督着。这样，十几个人一路踢打直至老爷子死去，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敢管。”
此后，刘金会兄妹多人乃至刘姓整个家族之核心成员从老到小，全部被禹作敏纳入被监视范围，如许人等甚或连上厕所都有人远远盯着。而禹作敏惟恐有人出村告状，万分警惕。刘金会四弟刘金功曾带着相关材料以及于村口戒严现场拍摄的照片，试图逃出大邱庄寻求司法帮助，无奈，刚出村不久即被禹作敏线人告密并被迅速抓捕回村，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长达七天之久。直至刘金会二妹前往派出所处理相关事宜，刘金功跑出来叫喊:“老姐，快去叫人救我！”此时，刘家方知，刘金功并未失踪而是被禹作敏秘密扣押了。
“他跟我说了，刘金峰啊，你就是个土匪，你还看着，我还真不让你好死。那意思就是说，我一点点折磨死你。我心想，我让你折磨死干嘛呢，我自己死了不就完了吗？”据称，刘金峰被扣押后，遭遇禹作敏所组织的数人轮番毒打。
“四根电棒全部耗没电了，皮带打断了三根。大邱庄谁也不敢替俺老刘家说一句话，整个政府系统从上到下，全部被禹作敏收买了，我二哥刘金会跑到北京托人找到最高检察院，最后发现，谁都动不了禹作敏。我一下子感觉到，整个天都是黑的了，一点阳光都没有了。” 最终，刘金峰因对事件发展缺乏明确预期，于心情黯淡、孤立无援之际，“用铁榔头狠命砸自己脑袋，但没死成，昏迷了20来天，直至老爷子死去、火化，我都不知道。”
无奈的狂狷
如果说，“刘玉田案”直至最后也未能把禹作敏交付司法程序的话，那么，“危福合案”的发生与发展，实则禹作敏生前的最后一搏，姑且称之为“灭顶之灾”亦非过分。
1990年前往大邱庄打工并于1992年负责该村华大公司养殖场基建工作的河北省枣强县青年农民危福合，在公司面临解体，其本人被指涉嫌“贪污公款、数额巨大”，且突击审讯拒不交代。在禹作敏授意下，万全集团总经理刘云章指挥众人在大邱庄四大公司之一的万全集团保卫处（后被媒体广泛理解为“私设公堂”）殴打致死。
据《财经文摘》记者了解，当时华大公司上下串通，在基建层面上大吃回扣的现象格外突出，加之危福合确有22000元的账目无法自圆其说，遂被清查。同时被禹作敏纳入清查名单的，除却危福合，原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兼农场场长侯洪滨、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和以及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田宜正等多人均遭审讯、毒打。禹作敏认为，华大公司纯粹一帮“败家子”。
从下午两点多到晚上十点，针对危福合的审讯长达7个多小时，最后，奄奄一息的危福合被送至大邱庄医院时，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死者全身上下伤痕达380多处。 而时至1992年12月13日，也即事出当天，危福合也不过26岁而已。
得知危福合死讯后，禹作敏想尽办法掩盖事实真相、庇护案犯。禹认为:“那么多人参与，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先把事情担起来。”之后，万全集团代总经理刘永华（斯时，其总经理刘云章已惊慌失措。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刘永华实为大邱庄创业功臣刘万全之子）在禹作敏授意下，与相关人员充分讨论且编造了危福合的死亡全过程:12月13日下午两点，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李振彪四人在万全公司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晚七时许，刘云章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在大邱庄上班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看守危福合。突然，门外冲进来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福合一阵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司法调查及法医鉴定结论却令上述说法不攻自破，无路可走的禹作敏再次决定“尽一切努力”包庇案犯，直至出现“武装抗法”一说。
对于“刘金会家族在天津公安局处理危福合一案时曾暗中给予帮助”的说法，刘金峰认为“那纯粹是谣言”，而对于大邱庄多位村民反映的“刘姓中人与宋平顺具备不远的亲戚关系”的说法，刘金峰更认为“那都是胡说”:“我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能力认识那么高的人，只能说禹作敏脑子进水了，自己做到头儿了。至于说人家危福合根子硬，家里有后台，这却是事实，一点儿不假。”
记者采访获悉，民间确有传言称，被殴致死的青年农民危福合与原南京军区某司令员具备直系亲属关系，但关于此说，举证者均语焉不详，遂无法证实其真伪。
与刘金峰的说法有所不同，现年已88岁的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采访时透露:“关键是嘛呢，我告诉你，刘金会和宋平顺是有关系的，刘金会有个远房的姐姐，和宋平顺是亲戚。这一死了人呢，宋平顺就跟老刘家蹬上劲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案件最终由天津市公安局侦查并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依据本刊记者拿到的官方备案材料，禹作敏犯罪事实基本如下:1992年12月15日晚，被告人禹作敏接到被告人周克文的报告，得知天津市公安机关干警宋忆光等6人对危福合死亡现场进行勘查，便下令扣留宋忆光等6名刑侦干警。周克文指派大邱庄治保会的巡逻队员将宋忆光等人拘押在勘查现场的三楼楼道内，断绝了宋忆光等人与外界的联系。16日上午8时许，宋忆光等人被带至总公司三楼会议室，由禹作敏对宋忆光等人进行无理指责。上午11时许，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责令大邱庄“立即放人”，其时，宋忆光等人已被扣押13个小时。
根据起诉材料，1993年2月16日，天津市公安、检察机关组织干警准备进入大邱庄搜捕刘云章等4人。被告人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后，连夜召开会议，策划阻碍执行公务干警进村的办法，并命令被告人周克文派人把守进村路口。周克文立即召集总公司所属各集团公司保卫科长进行了部署。17日上午，禹作敏带领并指使他人围攻、指责进入大邱庄的天津市检察、公安机关领导和静海县负责人，阻挠检察、公安干警进行搜捕案犯和张贴通缉令等公务活动。17日下午4时许，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调集人员，“保卫”总公司，封堵进村路口。被告人周克文受禹作敏指派负责指挥村庄外围的警戒、巡逻。随后，总公司大楼前聚集了上万名群众，且进村的各主要路口也分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18日上午，禹作敏又召开全村广播大会，煽动全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致使公安、检察机关未能正常执行公务。
“检察院调查危福合的事儿，你就让他调查呗，你为嘛还要把检查院的人扣下来？天津检察院副检察长被禹作敏扣了两天，市里让他放人，他就是不放。禹作敏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检察长，你到了我大邱庄就得接受我的检查。我×，你说这事儿！结果把检察长给打了，把公安给扣了。这还不算完，公安再进大邱庄，是一个都不让你进了，所有进大邱庄的路口全都堵死了！天津的防爆部队就在崔庄子附近驻扎着，进不来，禹作敏号召各个厂子停工，一人一根螺纹钢管，放假，堵路口，不许回家，都在厂子里，家属往厂子送饭，24小时在厂子坚守，对峙了三天，武警一直没能进去。”刘金峰回忆道。
因刘玉田案，诸多禹姓同族被抓且被判刑，刘金峰在大邱庄得不到工作机会，当时正在附近的双塘打工。“反正我看着当时可能有演习的意思吧，大约是以部队演习的名义包围大邱庄，当时都弄着锅弄着嘛的，咱也不知道上头是什么意图，到底是真演习还是假演习。”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忆，因处理刘玉田案，禹作敏对天津市委非常不满，尤其对天津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不能接受”。“我亲见的一个事情，闹得非常僵。一次，我到那边儿（禹作敏家中——记者注），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正好来电话，说禹作敏，你上天津来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顺闹的这个问题，来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不至于矛盾这么大。书记（指禹作敏——记者注）说:我不去，不去。聂璧初可是市委书记、代市长啊，叫你到天津去一趟，把打死人怎么来怎么去的经过说一下，把你和宋平顺的矛盾说一说，说开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不去，而且把电话‘呱儿’一扔！还骂了一句，并说‘你弄不倒我，我就弄倒你’。他是和天津市顶上劲了。我就在当场。”
“最后不是宋平顺带着武警要到大邱庄来吗，从那边来了，书记说:‘他来啊，我让你连村都进不来！我是党员，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你为什么到我大邱庄公开围攻？’各个进村的路口全用大车堵住了，群众全放假了，一个个拿着铁棍。要的是那个阵势，谁真打？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枪，我有铁棍，当时几个集团的头儿们都在禹作敏周围坐着，等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劝他？！劝他别这么狂了，其实如果说一说，事情可能完全两个局面，可他非要愣顶。”
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时而叹气时而愤慨:“宋平顺在天津说了算，人家要上下勾起来算计你，别说一个禹作敏，你十个禹作敏也白给。他要整你，还不跟拿（捉）个小鸡儿一样！”
事实上，在围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法）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村庄待命。依据官方语调，此动作主要是“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调用警力，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
在“以暴制暴”策略未能奏效，且引发禹作敏与天津市委尤其与宋平顺所携天津市公安局严重对立情态之时，适逢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津赴任天津市市委书记。依据本刊记者掌握的可靠材料，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据了解，当时与禹作敏同去天津迎宾馆的，除却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史明生（本刊记者多次努力，仍旧未能联系到此人），以及3名骨干村民，分别为李向军、朱振凤、杨会阁。据禹作瑞回忆:“书记说:你聂璧初怎么叫我，我也不去！于是，聂璧初只能等高德占来商量，高德占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写了封家信，让禹作敏到天津迎宾馆，要和书记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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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齐介仑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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