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竖走了，但在当地的那些灯红酒绿的街区里，繁华却没有丝毫的减弱。手持相机的赵铁林每晚在这些街区上穿行，渐渐地一个独特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

赵铁林：那是1993年，在当时经济非常的活跃，我经常路过一个发廊门口，就坐着小朱，老是面色很忧郁。我觉得很奇怪，其他的女孩子都傻乎乎的，她很忧郁。

一天当赵铁林再一次路过小朱面前时，这个忧郁的姑娘忽然主动拉住他，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赵铁林：她在贴身的钱夹里面掏出一张照片，她的男人，还有女儿，但是唯没有她。她说：“你能不能把它制作到一块儿”。她的照片是随身带着的，只要回到家里面，就把这小照片放在墙上面。

这张小小的照片引发了赵铁林对小朱身世的关切。小朱的老家在四川农村，七岁丧母的她被外公抚养长大。十九岁时，在城里做保姆的小朱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并和他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家庭。一年后，他们的孩子降生了，两个人买了一辆机动三轮，靠它拉客为生。1992年的12月22号，她觉得心里头有点不大对头男人去了以后碰到了三个人抢他的车，他死活不给，结果就被杀了。她不是正当婚姻，她不能带着孩子回老家。别的姐妹就跟她说，咱们下海吧。她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来到这个城市。

赵铁林：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后来人告诉她这叫“坐台”。没有文化又不能够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只能够去当发廊妹。不是像她想的那么简单，仅仅就是给人家洗洗头，捶捶背，她明白了这件事情，非常地痛苦。

为了给寄养在姨妈家的孩子每个月300元的抚养费，小朱只能留了下来，她尤其无法忘怀的还有在男人坟前留下的誓言。

赵铁林：她把他葬在她自己家的祖坟旁边，而且没有碑。“等有朝一日，我有了钱，我一定给你修一个碑”。她带孩子，让孩子好好学习，她带孩子上一个贵族学校，入学费就三万块。她认为她孩子应该受到很好的教育，带她去渣子洞，去白公馆，去看看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她认为她走错了路但是孩子们将来不能再走她这条路了。

认识小朱后的第二年春节，赵铁林又跟随小朱去探访她远在四川农村的老家。

赵铁林：往山里头赶，大雪封门，家里头真是穷，露着天窗的，露着窗户的。我说你出生在哪儿？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牲口的牲口间，她就说她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贴了一个1995年的挂页。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将来向世人昭示一个人的命运，那么我要把它拍得非常真实。

那间一贫如洗的小屋让赵铁林无比震撼，其实也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种跟踪拍摄的意义所在。在小朱的家乡，女孩子们到南方以特殊的方式去谋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那里的不少女孩来讲，迈过那道门槛真的就能马上过上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她们是宁愿暂时把所谓的灵魂、尊严等等名词束之高阁的。而当全村的人都对衣锦还乡的女孩子们欣羡不已的时候，其实这些概念早已经变的很苍白，甚至不值一提了。但是小朱不行，在多年之后小朱仍然保持着对那生活过于敏感的神经。她一直小心珍藏着老赵拍的每一张照片，因为她觉得只有在那些照片上，人们看不到她的过去，她还留下了些许清纯。

记者：那儿的女孩子有多少是出来做这个行业？

赵铁林：差不多有一大半。我去了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那在村子里就是一个人所共知事实。所以我感到很惊觫，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中国的乡村的这种崩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面，而是道德伦理方面的传统约束。宗族社会一旦解体，那么人们就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了。那些出去的女孩子差不多都给家里盖了房子，还给自己留了一小间。

大年初一，小朱就带着女儿来到男人的坟前，在这里她还给自己预留了一块地界。

赵铁林：那个坟青石板很厚，一米二那么高，上面字也刻得非常端方有力。她让的孩子跪，点上五盏蜡烛，磕头：“让爸爸保佑你将来上大学”。

从老家回到南方的城市，小朱继续她灰色的生活。然而九十年代末期，当地的经济日渐萧条，姑娘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小朱心生离意。临走前，她拉赵铁林来到郊外，让他最后一次为自己拍些漂亮的照片。

赵铁林：船上没什么客人，她却把墨镜给戴上了。我说这不像你，她把墨镜一摘，“不像我？我什么样？什么是像我？你说我到底怎么样？我是好人是坏人？”她说：“你知道我最恨什么人，最恨男人，不管他给钱不给钱，他是不把我们当人，他只是作践我们，那都不是好人”。这时候船慢慢慢慢驶离江心了。

不久小朱就回了四川。当赵铁林再次见到她时，小朱已经又和一个做司机的小伙子恋爱了。

赵铁林：那个小伙子每天要出车跑长途，所以起得很早，起来了以后，她就给他做饭。三十岁大寿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我喝了很多。她屋子旁边就有山，我就上山，往下看江水，再看到这样的一个万家灯火的场面，心里头感到很悲痛。她本来是一个正常人，过着一种类似于正常人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痛苦。

2000年的一天，已经回到北京的赵铁林忽然接到了小朱的电话。在电话里，小朱泣不成声，几天前她的第二个男人开车时撞上了迎面的卡车，当场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