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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对于外国传媒的批评，某些中国人有着一种奇怪、复杂的心态：同样的毛病，即使完全属实，只要是中国血统的人批评，哪怕是海外华人，都能接受，但要是“老外”批评，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轻者指责对方歧视中国人，重者则反击对方“妖魔化”中国。
九月底，我去中国探亲时，曾经看过凤凰卫视的一套辩论节目，就是围绕英国《泰晤士报》一篇相关批评文章而展开的。参加辩论的，除了李敖的女儿李文是美籍华人之外，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人。多数发言者对外国媒体的批评都抱着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平常之心，但也有一些人委屈地反问：凭什么中国人和中国传媒对某些在华“老外”的不雅之举心存宽容，而外国媒体却对某些中国游客的不当行为揪住不放，大做文章？为什么“老外”在中国行为不端，就被视为个别现象，而某些中国游客海外出丑，就被认为是中国人“丑陋的国民性”在作怪？
还有一位辩论者认为，虽然随地吐痰、随意插队等行为确实不文明，但某些被视为“不文明”的举止，其实是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并没有什么不妥，如说话声大，就是源自中国人爱热闹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一种团体性、社交性的民族，中国人喜欢扎堆，喜欢在一起聊天，一块喝酒，一个桌喝不行，还要把旁桌的人拉过来一块喝，中国人喜欢这种气氛，中国人走在街上喜欢大声说话，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想显示他们这几个人的存在。”
另一位参加讨论的嘉宾说，“中国人出境旅游，肯定给去旅游的那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好事也不能都让他们占了，你别钱也挣了，然后还要骂人家，这是最不道德的事。”
公平而论，上述这些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某些中国游客在外举止不雅，也无须上升到“丑陋的国民性”之高度，如果因此以为找到了中西文化高低优劣的证据，则更是小题大做。人的修养是可以培育、提升的，连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可以变迁，那就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国民性”了。说话声大，就像饭后集体遛弯儿，只要注意场合，也没有什么不妥。外国人的批评也不一定全对，中国人也不必拿“老外”的喜恶爱憎，当作自己举手投足是否妥当的标准。
但反过来说，中国人也不必对“老外”的批评太过敏感，动辄上升到千年族荣、百年国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辱我之意难消的高度。其实，再平心静气细读几遍国外媒体上那些被指为“辱我族类”的批评文章，你就会发现，国外媒体的批评比起中国境内媒体的批评，要委婉、客气、有节制得多，似乎没有哪些“老外”对个别中国游客的不雅行为无限上纲，进而得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丑陋文化的结论，相反，他们批评起自己同胞在海外的“现丑”行为来，却更为苛刻、直率和不留情面。
例如，上面提及的《纽约时报》那篇《中国游客留下了坏名声》的报道，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这样写道：“中国游客潮反映了自从罗马人以来几乎每一波海外游客群体崛起的共性，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在海外的恶劣表现，到二战之后在欧洲的丑陋美国人，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海外景点到处留影拍照的日本人。”
当然，“家丑不可外扬”、“宁忍老婆数落半天，不听外人指教一句”等情结，不仅是普通中国人的特点，也是全人类的共性。就连我自己也是如此：虽然我也常写文章批评中国的缺点，但每逢外人批评中国，即使说的是事实，我也总是在理智上接受，感情上抵触。
所以，如果不想听到外人的批评，同时又想改正自己的缺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常自暴己丑，内抖家丑。说得文绉绉一些，就是充分发挥境内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来源: 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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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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