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吉林省版权局获悉，对于何为“抄袭、剽窃”，我国著作权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国家版权局曾解释:“著作权法所称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是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但具体怎样算抄袭、抄多少算抄袭，仍没有一个量化判断标准。

按照国家版权局的划分，抄袭有低级、高级之别: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为低级抄袭；将他人独创成分改头换面后窃为己有，为高级抄袭。低级抄袭的认定比较容易，而高级抄袭需经过认真辨别，甚至需经过专家鉴定后方能认定。

虽然工程院已经认定刘“还不足以构成剽窃”，但几位举报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在学术著作正文中引用他人成果应及时注明，这是国内外通例，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难道工程院的标准还能低于这个基准杠吗？

几位教授告诉记者，目前他们仍在向有关方面举报，而且不排除将来诉诸法庭的可能性。

“屈指算来，工程院回函已有半年，然而时至今日，刘兴土本人仍未向我道歉，这也正是让我非常气愤的原因。”李建东教授说。

刘兴土院士回应相关问题

当选为院士后，73岁的刘兴土先生比以前更为忙碌。一方面，会议增多，要参加的评审与鉴定活动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担任了东北地理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所里找他办的事也增多。

更重要的是，他还同时担任着几个科技部及省科研课题。

虽然事务缠身，但当记者提出要向他本人了解情况时，刘院士还是欣然应允。2月4日，在东北地理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马福安的陪同下，刘院士在单位接待了记者，就相关举报作出回应。

首先，刘兴土院士强调，被举报的4本书都属于他主编或编著的书，并非他自己“著”的书，而且投诉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其他作者执笔撰写的。

“如果落款"著"，书中应基本上是自己的成果，起码要以自己的成果为主。而"编"书，可应用各方面材料按章节系统地编，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找别人写。作为编或编著的书，引用其他专业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可能所有专业都由你一个人搞，一本书可能牵涉好多专业，引用是不可避免的。”刘院士告诉记者，他迄今共出了18部书，其中主编8部，参编10部。

刘院士认为，对于“编或编著”的书，在引用前人成果时，如果是文字部分，只要列出参考文献和页码，便不构成抄袭；如果是表格和数字，要在引用处注明资料出处。

“《松嫩平原退化土地整治与农业发展》一书第一章，引用李建东教授部分表格时，在表下方没有注明出处，不符合出版要求，是错误的。”刘院士坦言。

“这部分内容由易某执笔撰写，他在章后列出了参考文献，同时在该节文字叙述中也曾提到郑慧莹、李建东，自以为已经说明清楚，向主编交稿时便没有说明这些情况。”刘先生解释，该章共有6节，他本人写了两节，第二作者马学慧写了3节，因易某只写了1节，故易某署名该章第三作者。

“该书没有对外销售，在赠送出去20多本后,李建东教授发现了问题，于是，我立即请执笔人向其道歉，并把其余470多本书补贴了标注。我们还计划把已赠出的书也追回来补贴标注。”刘兴土先生翻开他手中的书，让记者看上面补贴的标注。

“虽然我不是执笔人，但作为主编，我负有疏忽之责。事后，我曾给李建东教授所在高校的党委书记打电话说，如果李教授有时间，我亲自去拜访一下，表示一下歉意，但这位书记一直没有给我回话。

就《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引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治理规划水文地质报告》一事，刘先生回复，书中确实引用了该报告的，因该报告共307页，未出版，故按要求在书中加了脚注。

刘院士告诉记者，该书对其他专业成果的引用，主要集中在前两章。两章中，对未正式出版的内部报告，加了脚注；对已出版的书或文章，列入了章后参考文献表。

“这是符合出版要求的，出版社审稿时也未提出过不符合要求的意见，并不存在侵权问题。”刘先生说。

谈到夏玉梅与颜秋兰的内部报告被剽窃的投诉，刘院士表示，书中这部分内容由马学慧执笔，马学慧参加了该课题的野外调查、勘探、采样及报告的编写工作，同为课题组成员，报告作者名单中包括马学慧。“因该报告为课题组的集体成果，按照我所关于资料共享的规章制度，课题组成员是可以引用的。”刘先生说。

至于“黄锡畴著名的沼泽发育多模式理论被剽窃”问题，刘院士解释，其书《东北湿地》“沼泽发育模式”部分，主要参考的是马学慧、牛××编著的中国地理丛书《中国的沼泽》，“因为该书对沼泽发育模式写得比较详细”。

他补充说:“另外，马学慧关于发育模式的有关论述，发表于1982年6月出版的《地理科学》2卷2期，而黄锡畴先生的文章稍晚，发表于同年9月出版的《地理科学》2卷3期。由于这两篇文章写得都很简单，所以《东北湿地》主要参考了《中国的沼泽》，并在分析中增加了许多实例，且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中国的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