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治疗会引发权力滥用

知情同意权才是保证生命权第一的关键，医生享有过大的强制权会导致滥用，更无法保护患者的权益，病人的自主权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卓小勤（曾参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制定）：早在八十年代末学术界就有关于患者自主权的激烈争论。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没有自主权，生命健康权就没有办法保障。试想如果医生有强制治疗权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知情自主权。

1994年，我们力荐将知情同意写入条例，体现相对医院弱势的病人有权作出科学的判断，充分保护了患者的权益。

我们国家的强制医疗也是有的，但只是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传染病、精神病以及戒毒的。这种强制治疗权的复苏，会不会损害到知情同意的权利，这两个权利本身就是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

同样，这种权利授予谁，是一个委员会还是法院？美国是法院，但也只适用于慢性病人，法院有权决定医疗支持系统的撤除，是否放弃抢救等情况。但是这个权利不能给医生，那太可怕了。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即便是有这种特殊干预权仍然无法挽救孕妇的性命，因为紧急情况都在瞬间发生，根本来不及。

“医疗管理条例”应完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关系人如何来界定，以保证医院在紧急时刻能够联系到真正的家属和关系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比如条例里所说的，无法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可征求家属或关系人的同意并签字，那什么是关系人，未婚同居是什么人？就这个案子而言，是不是医院可以很快打听到他们家里的电话、孕妇父母的电话，是不是可以问问其他亲属，而不是等待所谓“丈夫”的签字，在制度设计上怎么样既能保证患者同意权，同时又能够让医院在危急情况下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跟法官审案子是一样的，一方面限制法官，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享有自由裁量权。”

本报记者 郭爱娣

■专家观点

丈夫拒签致妻死亡是公众误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卓小勤：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大家的焦点都放在丈夫不同意，最后导致手术没有进行，这是一个公众的误解。当时我对医院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医院是否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第二，患者当时是否清醒；第三，患者是否表示同意手术。院长解释，手术同意书中说清楚了，如果不做剖腹产就会母子双亡，而且这个患者进医院时意识是清醒的。这个孕妇本身也明确表示拒绝手术。后来医生问她的时候，她才指出她的丈夫。

这个事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她本人作出了拒绝手术的表示，哪怕这个意思的表示是一个非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