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天

两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邱福生还要在沈河区看守所里呆一段时间，而铁窗之外，邱、管两家人的生活也因为这桩血案发生了转变，用邱福生妻子杨丽的话说，“我们家的天变了”。

邱家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把事情告诉老父亲，72岁了，怕他受不了。 ”杨丽说，“邱福生是个孝子，以前每周至少给老父亲打两次电话，但今年春节没回家，老人似乎察觉出来了，一个劲地问。 ”

“弟弟的儿子今年10岁了，经常说想爸爸，但没在我们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哥哥邱福军说，“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同时也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了。 ”

“过去福生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现在没有他，我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生活，不敢奢望以后供孩子读书，买房子把老人接到沈阳来看病养老，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杨丽哭着说。

管家

姐姐管利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弟弟在家中排行最小，原本是个孝子，但“吸毒后的管利鸿整个人都变了。”管利萍几年前便下了岗，目前每个月只有千余元收入，但就这些钱，管利鸿也惦记着，“他曾管我要过钱”。

血案发生后，管利鸿78岁的父亲长病不起，左眼几乎失明;70岁的老母亲如今全靠姐姐管利萍照顾，管利鸿的儿子小宇今年17岁了，正在读中学，全家每月只有管利萍1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同样十分艰难。“养老、供孩子上学都需要花钱，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该怎么生活。 ”管家人说。法庭上，他们要求邱福生赔偿各项损失近60余万元，“但是他们家能赔得起吗？ ”

看明天

国家相关监管迫在眉睫

2008年6月17日，也就是管利鸿抓了又被放的第二天，派出所到沈阳市疾控中心调取管利鸿的化验报告，并打听到抚顺有一家专门管理传染病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一天，命案发生了。

案件还未宣判，结果不得而知，但本案背后却凸显目前我国在监管艾滋病人犯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警察不敢抓，抓了没处关，关了没钱治。“如果有一个专门关押艾滋病犯人的地方，给他们治疗，帮助他们，相信这桩血案不会发生。 ”在记者调查中，无论是邱家人还是管家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警方和双方律师也表示，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对艾滋病犯人“捉了又放”的局面。

艾滋病患者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人群，艾滋病人不能与其他人羁押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极易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只能隔离关押。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各地鲜有对艾滋病人进行单独关押的场所和相关必备条件。“以前武汉曾经出现了一个艾滋病犯人，为关押他，武汉警方专门为他设立了看守所，6名警察看管一个人，每个月各种支出达数万元。 ”孙洪文律师告诉记者，“目前全辽宁省没有专门关艾滋病人的地方。 ”

一位办案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法律在惩治艾滋病等传染病人犯罪上还存在限制，很多法律法规都把传染病犯人拒之门外。记者了解到:

《看守所条例》规定: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强制戒毒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患有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不宜收入强制戒毒所，而应当限期在强制戒毒所外戒毒;《监狱法》规定: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收监后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对于一些患急性传染病的犯人来说，法条的精神体现为尊重人权。但对于艾滋病犯人来说，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 ”为此，孙洪文律师建议，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关怀力度，救助和治疗艾滋病人，做好心理干预工作，避免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甚至是仇恨社会、报复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治理艾滋病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力度，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针对艾滋病人的强制措施和隔离关押制度，建设集救治、改造、关押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关押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