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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古历10月2日上午我在山上种油菜，因为当天同组的王九海的女儿生小孩在县城摆酒，近中午时王九海就在地里叫我同他们一起去，我忙完活就往家里赶，当时王九海等人已经走了。于是，我就一人坐车前往县城，在车上我遇见了黎胜娥。我们便同车前往，因我以前在永安渡轧钢厂打工时集过资，集资款一直未退，于是，我在永安渡下车收账，黎胜娥随车进城，后我去走亲戚，当天下午回家，此后我就没见到黎胜娥。
2004年10月的一天，黎胜娥从外地回到慈利，不久，黎胜娥的堂兄黎胜伟就找到我村支书讲黎胜娥是被我拐卖的，并要求通过村支书和我私了。支书遂将情况告诉我，因我并未拐卖黎胜娥，所以我就不同意私了。没几天，黎胜伟便带着黎胜娥和一伙社会闲杂人员到我开的店子问我要钱（敲竹杠），并不断威胁我。在此情况下我便打110报警，警察来后把我们带到公安局，盘问后将我放回家，接着黎胜伟便四处告状，县委个别领导不明真相下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这段情节，黎胜娥和王春梅各自的版本中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黎胜娥说是王春梅从家里将她哄骗出去的，而王春梅却说她们是在去县城的车上遇见的。
3月9日下午，记者在慈利采访了王春梅。她再一次强调是在中巴车上遇到黎胜娥的，并且她中途下车了，黎胜娥没有下车。王春梅的丈夫尽管当年并不在现场，却也在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她们是在中巴车上遇到的，并说：她们在中巴车上遇见的，怎么可能给黎胜娥鞋子、裤子？王春梅要是脱了自己的裤子给黎胜娥，她自己穿什么？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似乎成了一个谜案。这里面必定有一方在说假话！
黎胜娥失踪时，有人在车上看到过王春梅和黎，但不是王说的中巴车上，而是在黎说的农用车上
3月10日，记者抱着一个个谜团到几十公里外的高峰乡农科村继续采访，却意外地得知一个在当地并不是什么秘密的“新情况”。
在黎胜娥当年失踪时，有人的确在车上看到过王春梅和黎胜娥，但不是王春梅说的中巴车上，而是在黎胜娥所说的农用车上。
记者请黎胜娥老实巴交的父亲去做这个知情人的工作，希望能接受采访，被知情人拒绝。记者与同往采访的《今日女报》记者傅天明一起在村民的带领下到知情村民家中，反复说明我们只想了解真相，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走坏人，希望他能就自己所看到的做实事求是的反映。知情人犹豫再三后说：“我只能说我看到的！”
据知情人回忆，当年黎胜娥失踪那天，他与王春梅、黎胜娥是坐的同一辆农用车，黎胜娥在车上还喊了他。他们中途在同一个地方下的车，他看到王春梅和黎胜娥一起站在路边等车，他则前往一个商店去买铲子，约半小时后他回到先前下车的地方时，已不见王春梅和黎胜娥。当天，在黎家发现黎胜娥失踪后，他和黎胜娥的父亲说了看到王春梅和黎胜娥一起坐车出去了。黎父当时就找过王春梅要人，王否认带黎出去过。知情人说，这一情况公安民警也曾找他做过笔录。
黎父介绍，当年他得知是王春梅带黎胜娥出去后，除了多次找王要人外，还将此情况向大队书记反映过。黎家很穷，黎父曾无数次徒步数十公里去县城上访，希望政府能替他找回苦命的女儿。因为黎胜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此事成了有关部门的“皮球”，踢了几个回合后，就如一个无头公案没有下文。贫穷的黎家因此更穷，了无生趣。
黎胜娥逃回家后，向父母哭诉当年是王春梅和一个姓朱的把她拐卖的。黎家除了满腔愤怒外，也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
黎胜娥的委托代理人：王家人曾说卖黎只分了500元，现在愿意补偿5000元。王春梅的丈夫：没有这回事，他们根本就是想敲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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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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