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 周恩来， 右三 毛泽东，右一 姚文元。
姚文元接见外宾
可是，政治风向在姚文元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改变了。1957年春季整风时，有少数人跳出来攻击*和社会主义。毛泽东经过对形势的分析，于1957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这篇文章向全党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形势变了，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在向全党进攻了，我们要等待时机，反击右派。这篇文章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5月中旬即已印发省市一级负责同志。柯庆施是看到了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柯庆施把这一重大政治信号告诉了张春桥，但张春桥却没有告诉姚文元。姚文元还是一个基层干部，张春桥不能告诉他。
《录以备考》成“救命稻草”
然而，姚文元也并非等闲之辈。善于研究政治风向的姚文元虽然不知道中央精神的变化，但他却从新华社一条只有几句话的报道中，察觉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5月2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稿，报道了毛泽东5月25日下午在北京接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电讯稿中引用了当时毛泽东说的这样两句话：“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的脑筋急速转动起来：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反复掂量毛泽东的这句话，终于明白：毛泽东说这句话，肯定是有所指的，那就是说，现在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联系当前思想理论界的各种鸣放观点，姚文元恍然大悟：毛泽东这是公开打出了一个信号，要反击右派了。想到这里，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发表的文章中的话，足可以被称为右派的。现在要挽救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转向，主动反右，先发出反对右派的第一枪。这样，一则可以掩盖自己过去的言论，二则可以继续“跟”上已经转向的“风”。姚文元翻身起床，打开台灯，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三份报纸上转载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文字反复对比后，又看出了一点问题，他决定就抓住这点问题做一篇文章，抢先转向，反击右派。于是，他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在文章中，姚文元写道：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有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却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姚文元写罢此稿，连夜抄清，第二天赶到文汇报社，把稿子当面交给了《文汇报》副刊编辑部的负责人。《文汇报》副刊编辑部负责人本不大愿意发表这篇文章，但考虑到姚文元小有名气，又犹豫起来。正犹豫间，《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中隐约提出了反击右派的信息。经过分析，他决定发表姚文元这篇文章。于是，6月10日，《文汇报》在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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