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亲自审核通过的标准像
权力欲望的膨胀
从一个造反派进入中枢机构，成为几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风光人物之后，王洪文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起来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权力，便成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结成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在这个“帮”中，王洪文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头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须需要另外三个人的继续栽培才成。在他的眼里，张、姚不用说了，江青虽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环足以使他觉得抢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这个帮派。在毛泽东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帮”的警告声中，王洪文虽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后，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时间在中央，1/3时间下基层，1/3时间作调查研究。他只好回到发迹之地上海“调研”去了。
在此期间，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顿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触怒了一直维护“文革”的毛泽东，使他对邓小平又失去了信任。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后，觉得获得权力的机会又来了，匆匆赶回北京，又和另外3人结合在一起，密谋向邓小平“反击”。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王洪文打起了如意算盘：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将邓小平打倒，我不仅还可以主持日常工作，甚至可以坐上总理这把交椅。在这种野心的驱动下，他开始了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打算。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天真地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洪文感到夺权的时机又一次来临，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到了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4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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