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

“查档事件”激化了矛盾

在会议期间，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少奇同志（提意见）和其他同志（给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为此我们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被打成“五虎上将”

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我、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

1979年，在经“文化大革命”之难后，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

他的讲话被收到会议简报里，毛主席看后，在1955年会议的讲话中就借用了。于是，“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戴到了我们五个人的头上。

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这不是事实，我们与高岗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只是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东北与高岗没有什么联系，无非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二人，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调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开始还是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就把他们打成“五虎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林枫在4月24日的总结发言中说：“东北局对于高岗问题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核心政策及其极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这说明对高岗问题的“失察”是整个东北局的重大错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

会后主要领导几乎全被撤换

会议开到这样的程度，我别无选择，只得违心地、万般痛苦地说：“我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问题的。经过同志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认识到，少奇同志是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亲密助手，我反对少奇同志就是反党中央。”

4月中旬，林枫、罗瑞卿到北京向中央作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

在我第二次检讨的第二天，也就是1954年4月24日，罗瑞卿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大家知道，高岗的这种活动最早是在1949年就开始了的。”而毛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

之后，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1954年5月4日，在中央批发的文件中这样写道：“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中写道：“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于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处理完毕。”可见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耗时之长。

但是对我们“反党反中央问题”的处理又是十分快速的。从4月23日，我作第二次检讨，到4月24日，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撤销我们五人职务的建议，再到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决议，撤销我们的职务，仅仅五天。这之中，对我们五个人的处分结论，没有具体事实，没有组织审查，没有组织谈话，没有听我们的申述，只有东北局的一个报告。

即：东北局转报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在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

会后，中共中央改组了东北局，由林枫担任东北局书记。我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四级降为八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张明远、郭峰、马洪等人也被下到基层。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降级，有的降级下放，有的长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个常委全部撤职，市委书记华明是大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当过工程师，年轻、有能力，只因他曾给高岗当过秘书，被逼自杀（未遂，“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省省长李常青被撤职下放，死在乡间。原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到黑龙江省任副省长。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也受到降职处分。□摘自《百年潮》2007年5期张秀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