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参加了那次圆桌会议的深大管理学院院长黄卫平，对李红光的行为，对深圳活跃的社会声音，并不感到奇怪。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试验田，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小，而市场经济对其社会的发育影响较大，随着近几年来社会转型的加剧，这种被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多元利益主体也开始有更多的自主意识，他们必然要因此发出自身的利益诉求，发出基于这种诉求的声音。所以他认为，李的行为是值得肯定，这正是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里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典型。

可以用来进一步佐证黄卫平这一观点的是，在因特虎网站上议政闻名的老享，和两年前以贴竞选人大代表的海报而闻名的吴海宁，都在致力于自治的试验———培育商会和行业协会。老享建起立了“深商俱乐部”，吴海宁在南山中小企业家里推广以相互交流为内容的“周三面对面”的固定沙龙，他们两人都成了不同商会的秘书长。“在这种利益主体多元的格局下，发出声音只是表象，培育利益主体并达成行业的自治与社会的治理，发表对公共自治的建议甚至参与其中，才应该是实质，并且是深圳进步的一个突破口。”老享认为。

让老享与李红光们都极为振奋的是，这种新情况已经为新一届的深圳市委所关注。新上任的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5月16日召开的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大会上指出，“政府要能够从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解决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以及加强以议行分设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民主自治建设”，这是深圳首次在市党代会级别的会议上对社会自治提出的重要意见。

而“我为伊狂”呙中校认为，深圳不但已经分化出了有自治意识，并且有言论表达资源的利益主体；而且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如李红光等人，已经从过去单纯地为本群体维权，发展到了超脱于本群体利益，而为公共利益，为那些缺少话语资源的外来工、出租车司机等等群体争取合法利益的层面上。“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政治自觉，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表明着这个阶层向公民社会靠拢的一种趋势。”呙中校乐观地分析。

中山大学知名学者任剑涛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公民的偶然行为，并不一定会引起普遍的响应与回应。这个偶发性事件，也未必能表明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这更多的还是公民个人诉求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偶发性事件，不能作为判断中国公民的意识和行为的标志性事件，最多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

中央党校的知名学者王长江教授持类似看法。他还进一步认为，像李红光这种寻求意见渠道的方式比较新鲜，表现了公民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即使有偶然性，也对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如果要使这些偶然性事件逐渐被引导并促进社会与政治的进步，那就需要政府循着执政为民与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李红光没有想到她的广告还可以有这么多解读，她也没理会这些。5月24日下午，她不敢抱太大希望地等着广告的结果———有人来联系她，接纳她的建议。

天色已经变暗，传真机还没有动静……

傍晚时，碰巧见到了市监察局局长张伟雄，他刚出任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李红光，你的建议不错啊，为什么不早点把建议提交给我们，反而去登广告？”

“我早给你们政协发过电子邮件的，你们没人理我啊。”

“我们没有收到啊，可能是电子邮箱出了点问题。”

“哈哈，这真是好事多磨了。那什么时候交过来？”

“明天上班的时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