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风波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孙国栋解释说，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做了决定，“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期待这样一来，中文便不会受到轻视。道理也很简单，学生在美国读书，首先学英文；在中国读书，自然应当首先讲中文，为的是求中国学问。当时全港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最初创办目的是为了培养公务员，以及律师和医师等专业人士。港大全部用英文授课，因此中文中学毕业的学生往往很难获得深造机会。中文大学的创办，正是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

尽管名字得到了响应，但钱穆与时任校长李卓敏的办学理念还是发生了明显分歧。孙国栋说，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次年，钱穆提出辞呈，李卓敏对他讲，如果辞职，便无法补发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薪水，如果退休，则可以补领薪水。钱坚持要辞。他在农圃道对学生发表演讲，“将来新亚迁至马料水，我和新亚，便渐成为了无关系。”

在一段时间内，三个书院虽归属于中文大学，但事实上各自为政，形成松散的“联邦”。当时崇基在沙田，新亚在九龙农圃道，联合在香港岛，学生们上课都要坐车坐船，往往是上一节课刚结束，就要坐船换地方上课。现任新亚书院院长黄乃正的大学时光恰恰经历了这段时间，他回忆说，“如果误了这班船，也不用赶了，过去后课程也结束了。”

余英时曾笑言自己是命带风波，不管是在学术上，或是做行政，都惹出不少争议。最大的争议发生在1973年，港府决定将三个书院共同迁入沙田马料水，也就是如今中文大学所在地。“联邦制”终于要改为“中央集权”，书院只承担行政职能，教学和受聘则由校方统管。自此，新亚也完全从“宋明书院”转变为“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当时，余英时刚刚从哈佛大学归来，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正处于整个事件风暴的中心。现任《亚洲周刊》创意总监陈庆源曾就改制一事访问过余，“余英时当时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但谁都知道这是无法逆转的趋势”。但是关于改制的成与败，不同人评价起来也莫衷一是。

余英时后来接受采访时，对当时的境况评价道:“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前两年，中文大学校方推行‘国际化’战略，要求大部分核心课程要采用全英文教学，引起部分教师、学生和校友的激烈反弹，以为这是背叛中文大学双语教学的传统。”其实在他看来，这样的争论，背后依然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纠结。

沧海桑田。钱穆晚年回中文大学参加新亚院庆，曾住过会友楼，这被一些人视为钱穆完全认可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的象征。

改制完成后新亚首任院长金耀基在任时，创办了钱宾四历史讲座，邀请世界各地学者定期讲学，成为新亚的永久制度。现任院长黄乃正在2006年又增设了“余英时历史讲座”，并邀请余在明年新亚60周年之时担任第三位主讲嘉宾，均意在“激扬学术风气，培养文化风格”。

后记

如今的新亚书院坐落于香港中文大学山顶，在知行楼的一侧，一泓清水与吐露港海色结为一线，谓之“天人合一”，是为纪念钱穆专修的一处景致。广场中央的圆形墙壁上，满满篆刻着历届新亚毕业生的名字。

在黄乃正为记者历数这些老校友的名字时，新亚的往昔印记渐渐浮现。新亚毕业的前香港警署署长李明逵，退休后坚持做义工，而非如同僚一般谋个薪水丰厚的职位。现任港大校长徐立之，用新亚精神适度影响传统的英式教育。汇丰银行大班郑海泉，认为“在新亚经历每一件事都令他成熟”，而后来成为保险界大亨的王伟庆，最大遗憾就是因家庭窘困退学未能在新亚毕业。

被认为最能留存当年新亚精神的新亚研究所，依旧维持着50年前的模样。这里藏书13万册，拥有全港最丰富的线装书籍。据 《桂林街的新亚书院》记载，1956年新亚初迁农圃道，当时将一铁盒埋于图书馆位置之下，内藏全国及香港地图各一幅、青天白日旗一面、《四书》、《五经》、《新约全书》、《新亚概况》、当天中英文报纸各一份，本港货币，以及一份新亚师生题名录。

时过境迁。当年印上“中华民国四十五年”的报纸早成了历史陈迹，台湾早已政权更迭，香港英皇头像的硬币变成紫荆图案，地面到处是高耸入云的大楼，维港不断被泥土填埋……

事实上，相对于数年前天星码头引发的怀旧风波，新亚旧址的拆除实在算不得什么“集体记忆”。新亚书院的年轻一代，对于这段草创的历史少有认识，通识讲堂和纪念碑文无法真正植入他们的内心。上世纪七十年代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以来，以 “新亚”、“崇基”、“联合”，又或者是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逸夫”勾联起来的联系，往往显得宽泛而松散。

对于新入学的本科生来讲，选择新亚、联合或是崇基，更看重的是宿舍和体育设施的差别，考量的是事业前途和薪水高低。“新亚可支配的教育经费只有6000万，而崇基是6个亿，怎么比？”黄乃正慨叹道。新亚书院的大一新生何世旭很坦诚的对我讲，“新亚”难以成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创刊于1958年的《新亚生活》月刊，对于学生们，也不过是束之高阁的读物。改革开放后，活跃的内地资源不仅将香港迅速推升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与金融中心，更使得实用的传统固守于此，“中环价值”越来越广泛的赢得了认同。英语流利、领口雪白，在中环大楼间不断穿梭，才是他们的未来期待。

一并失落的，或许还有昔日钱穆喊出的“手空空，无一物”的新亚精神。创办至今近60年，新亚书院所不断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事实上也成为香港社会变迁的映像。对事业前途与薪水高低无限考量的“中环价值”，早已垄断现世学生的内心。这是一重理想精神的失落与遗失，还是一个时代流逝的惘然与喟叹？

（感谢香港《明报周刊》张帝庄先生为此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