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1990－1992年我在波兰做访问学者时，曾不止一次地去过这些中欧国家，但后来多次去俄罗斯各地，而没有机缘重返中欧。所以行前我心里多少有点悬念，不知将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欧:是像剧变之初那样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中欧？还是在“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的中欧？

我们最先进入的是前东德，除了一些苏式的街道布局中留下的旧体制的痕迹外，这里的就业、社会福利、移民等各种问题都已经和原先的西德一样，融入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过去的东德因为与西德近在咫尺，可比性十分显著，由于处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地带，故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 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当时东德与西德的说法不同，东边说“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西边说“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 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期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赫鲁晓夫对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说，“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就有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但是，德国东部目前也是中东欧地区民众心理落差最大、牢骚最多的地方。道理也很简单:现在这里的人们不是将自己的生活与过去相比，而是与西部的同胞相比，这与其他转轨国家民众对于更为富裕的“外国”的感受是不同的。

其他转轨国家在“阵痛期”，都曾有过民众收入一度降低的情况，但在前东德地区，虽然在“剧变”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厂的关闭导致产值下降，但仅仅东部与西部的马克按1:1的比率兑换一举，就使前东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前东德生产的低档“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国东部与西部差别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东部人去西部工作，这两个因素使得人们的收入趋于平衡。

但这样的“拉平”并不能填平自尊心上的落差。前东德地区大批“低效率”的工厂关闭后，代之而起的第三产业与旅游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虽然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西部资本到东部投资，以实现东部制造业在更新换代基础上的复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二十年来，西部资本在东部投资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大多是房地产与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并不多。

为什么呢？说来有些讽刺:恰恰是由于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迅速实现了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的“拉平”和收入的接近，从而使得西部的资本在东部得不到多少廉价劳动力的好处，更不可能开设“血汗工厂(专题)”，以产品回销西部。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使西欧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外国劳工，而东部的专业人才又前往西部就业，所以西部的制造业企业宁可就地雇用土耳其或巴尔干诸国的蓝领和来自东部的白领，或者到比东部更贫穷的转轨国家投资，甚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也不愿去东部投资设厂，“剥削”那里的同胞。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的汽车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东德地区的产量。

对于西部企业而言，德国统一带给它们的真正机会就是全国市场的扩大，使它们可以瞄准东部人鼓起来的钱包，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样的举动自然在两边都引起了抱怨。东部人怪西部人:“我们的企业被你们的竞争搞垮了，你们又不来投资而只是倾销商品，搞得我们没了工作”；西部人觉得更冤:“我们掏了那么多的‘统一税’来提高你们的收入与福利，使你们买得起我们的高档商品，以至于西部经济因此而减速，对此你们不感谢，反倒抱怨。说什么我们‘倾销’，你们自己不愿买‘卫星牌’，难道也要怪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