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波伏娃（右一）

6月21日，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萨特的百年诞辰。18日,英国《卫报》以一篇题为《左岸思想界井水干涸》的文章来怀念这位存在

主义大师，文章写道:“这一周，巴黎的游客会因是去‘双偶’还是去‘花神’喝上一杯价格昂贵的咖啡而犯难（这两家咖啡馆都是萨特生前经常光顾之地），而巴黎人则会在萨特百年诞辰之际平添了一丝忧虑:这个国家在萨特之后已经没有真正的思想家了。”

好在，6月21日这一天，学校里又开始讨论起萨特的哲学，报刊上满是他丰富的一生，他的书信和照片又开始展出———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位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与波伏娃建立契约式爱情、同情共产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锲而不舍的文学家

萨特幼年丧父，他的外祖父是位语言教师，在萨特的教育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他不俗的文学品位深深地影响了萨特。

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萨特成为一所中学的哲学教员。萨特与其他教员不同，他虽长相奇丑，但谈吐幽默，为人自然亲切，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很快就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热爱。

尽管萨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告过他写作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职业，但萨特还是由衷地热爱写作，并在离开大学后急欲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前两本小说《挫败》和《真理的传说》均被拒绝出版，萨特的兴趣便又转向了哲学。

他勤奋地工作着，常常是上午读胡塞尔的哲学著作，晚上着手写小说。1936年，他将一部名为《忧郁症》的哲理小说交给了著名出版商伽利玛。小说以主人公罗根丁的日记形式写成，这位30岁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饱受周期性发作的恶心的折磨，这使他真切地意识到物质世界独立的实在性，一方面又对自身生活的偶然性和虚无意义深感苦恼。

但这本书再次被拒绝出版。自信的萨特震怒了。万幸的是，在两个朋友的引见下，萨特见到了伽利玛，后者表示他唯一反对的是书名，并建议将书名改为《恶心》。1938年，《恶心》出版了，它被认为是萨特所有小说中哲学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本。

虽然萨特仍在一所中学教书，但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并广为流传，他已被公认为法国文学界的新星，终于成就了他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萨特一生还写了许多剧本，其中《苍蝇》是二战期间通过古代神话传说传递抵抗的信息，而他撰写并参与演出的《死无葬身之地》更是风靡一时。存在主义哲学家据萨特终生的情侣波伏娃回忆，1933年，萨特28岁时，研究存在主义现象学的雷蒙·阿隆对萨特说:“小兄弟，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对一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中弄出一些哲学来。”萨特闻言激动得脸色苍白，因为“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正是萨特梦寐以求的目的，他决定步阿隆的后尘，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从此开辟了他的哲学之路。

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但在35岁生日那天早上，他被德国士兵俘虏了。从被关押期间，他便开始了构思与写作。9个月后，他获得了释放，回到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并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在这部书中，萨特阐述了“人的存在是自由的”这一命题。无限的自由、无限的责任和虚假信念的徒劳是萨特后期著作最为重要的三个论点。

他的另一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则以人学辩证法为结构框架，以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构筑出一门新的学科———人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萨特的哲学著作虽然充满了术语，但他的思想可以变成价值观应用于日常生活，应用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广泛地蕴含在他的小说、戏剧以及传记作品中，这使得他的学说更加深入人心，也为他赢得了能够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比肩的地位。

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上世纪50年代初，萨特成为法共的坚定支持者。1952年，国家议会中的共产党领袖雅克·杜克洛被捕以及共产党人罢工失败，使得萨特异常愤怒。他曾说道:“到底有多少大粪能填塞到资产阶级的心脏里”，“反共分子就是下贱的猪，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路”；1956年，苏联派军队开进匈牙利，萨特激烈抨击苏联的行径，他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读；1958年，法国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权。1960年，萨特与其他120位持不同政见者签署了一项宣言，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宣誓不服从国内政府的专制。他公开挑战政府并没有遭到警察逮捕，因为戴高乐说过“我们是不会逮捕伏尔泰的”，但却遭到右翼的威胁。曾有6000多名老兵游行时呼喊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枪毙萨特”的口号，更有人在1962年向萨特的住处扔了一颗炸弹，将萨特与母亲住了16年的公寓炸毁；1966年，萨特还参加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发起的“国际战犯法庭”，在舆论上抗议美国对越南的战争罪行。

最让萨特名声大噪的是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一事。1964年，萨特凭自传体小说《词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当天，萨特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授声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宣读。他说他一贯拒绝官方的荣誉，但他并不讳言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他更同情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萨特对政治活动的热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内心正义的召唤以及对弱者和大众的同情。就在1980年萨特逝世之前，他还到爱丽舍宫去见总统，为无家可归的越南船民的居留权而奔走。这也是为何他死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

特立独行的人

萨特是一个写作非常勤奋的人，他从来不放松自己，工作时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不坐有扶手的安乐椅，也从不躺着看书。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还大量服用兴奋剂。但他又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的工作速度惊人，他总能找出时间旅行或度假，享受喝咖啡的乐趣并不停地演绎风流韵事。

萨特身材矮小，4岁时的感冒使他右眼几近失明，肌肉的协调能力也丧失，后来他的脸上长了许多麻子，萨特把自己描绘成“癞蛤蟆”。他有意识地锻炼肌肉，学习拳击，培养富有魅力的人格。由于拥有一副好嗓音、不俗的谈吐以及丰富的学识和幽默感，他总能博取漂亮女人的青睐。

让萨特更加出名的是他和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娃的关系，他们是终生的伴侣和情人，但却不受婚姻的束缚，他们达成默契，那就是不拒绝“偶然爱情”，还彼此开诚布公地分享这些爱情经历。

萨特天生乐善好施，他似乎对于金钱没有概念也没有要求。战后他收入颇丰，按说应属于富人阶层，但他住小公寓，没有别墅和汽车，他将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给了需要钱的人，他对金钱以及世俗的荣誉均是一种超然的态度。

萨特生前，人们称颂他卓越的才华与富有正义感的人格，但也一直有人抨击他的政治信仰，并在他的生活作风上大做文章。如今，法国人纪念萨特，更多的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留恋和向往。在一篇纪念萨特的文章中一位受访者说道:“我怀念萨特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的法国只有两张面孔，那就是戴高乐和萨特。”

如今在巴黎，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无感慨地怀念着当时那个人文荟萃的左岸，怀念着咖啡馆里咖啡飘香，烟雾升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