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李泽厚，将研究领域从美学不断扩大，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成为几代学子的精神导师。

●季羡林 公认的国学大师。1989年，提出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

●易中天 厦门大学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成名，被视为“学术平民化”的代表人物，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媚俗的“学术明星”。

思潮

直到20年后的2008年，已经是省城一家企业中层干部的华方，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译介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引起的热潮。当时，他是中文系大三的学生。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的著作，“百分之八十看不懂，看过两遍三遍以后才稍稍能了解到点意思”，他说。虽然看不懂，而且书也不好找，据说只有当初店址还在柳北的尔雅书店有，但班里面的同学或多或少都看过，这样，“才会有和人辩论的资格”。

山西是这样，更开放的地区更是如此。上海学者杨德广主编、1991年出版的《西方思潮于中国大学生》中，著者在上海13家高校统计得出，1985年到1986年，拥有和看过萨特、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著作的大学生比例高达80%。《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4日还刊载过一则消息，说北京街头的书摊上，摆满了各种哲学书籍，书贩吆喝时，嘴里都喊“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

这股从知识界刮起，并在高校形成，波及整个社会的风潮，一直是文化史研究的热点。有些论著中，这段时期被称为“最后的文化人时代”。许多人在纪录、梳理、回忆，然而，对它的评价迄今尚无定论。荒乱、蒙昧的极左岁月过后，“反思热”、“读书热”、“翻译热”、“哲学热”互为因果，彼此纠缠。就像华方说的那样，“好的，坏的，乱七八糟，都进来了。”他们那一代都是从小接受正统教育并奉之为圭臬的人，“一下子就被打蒙了”。但无论如何，他们开始思考，独立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答案。

这些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还有着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样大或者是人生有什么意义这样空的命题，是他们经常思考的，这些也许会被今天的一些大学生所不屑。更切肤的体验，是刚刚过去的“文革”。虽然，他们仅仅在童年时代经历过“文革”，但对那场全民浩劫，即使是些片断，也足以使他们心悸。他们会问，为什么人会那么丑恶？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互相猜忌、陷害、凌辱？为什么有人会打着最崇高的旗帜去做最罪恶的事情？为什么人身上会有如此多的锁链……

虽然西方现代哲学自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自己的情况，但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学说，为以上的问题提供某种可能的答案。比如说，1983年，理论界掀起“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随之，萨特的重要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风靡全国高校；比如说，“文革”过后，在咀嚼完伤痛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突然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知识阶层普遍有种幻灭感，随之，没人能看得懂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被摆到每个人的床头……正是如此，早在1980年，学者柳鸣九就写作了第一部系统解释萨特和存在主义学说的《萨特研究》，但显而易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期，萨特的作品才开始被大规模翻译和评述。

1986年入校的华方，恰逢赶上了这股风潮。当然，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萨特太过艰涩、专业的表述使得他和他的同学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他们得以了解存在主义的人是作家加缪，也许还可以具体地说是《西西弗的神话》。华方说，那时候他们都在考虑人的意义，西西弗每日将大石头推上山顶，但夜晚石头滚下来，周而复始，永无停歇。他们认为这正是人生的隐喻。人就是要在没意义的人生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们那一代人，不管以后是经商是入仕，还是做别的什么，大家心底都有同样的观念，看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东西。我们那一代人，慢慢地找回了自我。这是当时存在主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华方说。

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更标新立异的学说开始在话语圈中传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另一种热潮（当然，他们的发端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解构”、“颠覆”这样的词语像当年“存在主义”一样，在知识界流行，大学生还将一部香港电影《大话西游》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比较两代大学生，我们发现，后者多了些戏谑和玩世不恭，而少了些庄重的底色。

到了今天，不论是存在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再没有哪一种主义还能让人激动，非要说有的话，也许是娱乐主义吧。“娱乐至死”，许多人喊着这样一个口号，尽管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这句口号其实来自一本并不娱乐甚至并不好懂的书，因为我们已经不把读书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最后的文化人时代”，毕竟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