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最后还有几十秒钟，看看北京的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先生的观点，兆勇你好，你怎么看今年整个两会？

蒋兆勇（北京时事评论员）：刚才你说的记者会，我对记者会的感觉就是很平淡，很多外国记者提的问题都不太尖锐。

人大记者会过于平淡？

蒋兆勇：金色大厅越来越漂亮，记者水平好像越来越差，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记者水平差呢，还是因为别的机制导致的，我不太清楚。另外我总的感觉，今年的两会，反应出来中国社会，从全能社会、威权社会，逐步转向公民社会，很多的人，专业的记者、公民的记者，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一些人士，对于政治事务、公共事务高度的关心。

中国：从全能社会到公民社会

蒋兆勇：而且外边的关心影响到剧场里头两会，所以这样子也无限的放大，有一些委员也好，人大代表也好，他们对公众事务的这种水平，议员的这种水平都可以无限地放大，这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国公民社会在两会期间的一个反应。

“两会”内外互动频密

邱震海：好，这次两会内外互动，这四个字刚才蒋兆勇提的非常好，那么有关内外互动，我们先休息一下，看看我们在观众当中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看看今年两会我们的观众到底怎么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邱震海：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有关今年两会到底有多少政治体制改革值得关注，以及值得未来继续推进的碎步的一个现场电视讨论。那么参加我们讨论的有周瑞金先生，蒋兆勇先生，同时也有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小姐。

刚才蒋兆勇先生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说，这次两会是内外互动，到底内外如何互动，我们在我们的观众当中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我们的题目是今年两会到底有哪些引人关注的地方，几个选项，第一是选举法的修改，第二是财政预算监督，第三是人大报告提出可以质询国务院的工作，第四是委员代表“花边新闻”特别多，第五个就是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监督。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将近一半的观众和网友认为，今年引人关注的地方是委员代表的花边新闻特别多，第二，是选举法的修改，第三，从百分比上是人大报告提出可以质询国务院的工作，然后才是财政预算监督，然后才是其他的，所以委员、代表“花边新闻”特别多，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在北京和上海三位嘉宾的意见到底怎么样。

三位，你们怎么看委员代表“花边新闻”，之前我们似乎是认为这种花边新闻可能是一些八卦新闻，可能是明星一些个人私生活的新闻，到底怎么看这次委员代表打引号，“花边新闻”特别多这个事实，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瑞金：我觉得会内外的“花边新闻”特别多，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种新媒体微博的介入，手机微博比较贴近，对信息的交流都有委员和代表的动态，他提案的内容。

“花边新闻”大都来源于微博监督

周瑞金：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及时通过微博交流出来了，会内外都可以知道他的内容，会进行评点，这样子就引起很热闹了。今年主要的内外交流还是围绕着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比较主要的问题来展开，我认为这个说明会内外的代表和民众之间的政治意识、公民意识增强了。

邱震海：好，我们看看在北京两位是怎么看的，北京的咏红和兆勇，咏红你是直接在现场，第一线参与观察、采访和报道的记者，你怎么看委员代表“花边新闻”特别多，这个“花边新闻”，我们往往理解是负面的，明星的一些绯闻，或者一些私生活，今年的“花边新闻”，以我在香港的观察，我似乎感觉到更多的“花边新闻”是在关注委员代表参政议政的素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花边新闻”更多关注代表委员素质

韩咏红：我很同意你的说法，过去的花边新闻可能很多的是问刘翔，今年其实这方面是少了一点，但是他们很关注委员怎么应对媒体的提问，还有委员怎么去认识他们自己的工作。

今年两会我就看到媒体、网络有设置自己议程的一种能力，而且那个主导性相当的明显，甚至他们把焦点从国家要定的那个焦点里面稍微转移了，转移到一些他们自己关注的东西，委员怎么行使自己问政的权利。

网络监督参与设定“两会”议程

韩咏红：代表怎么跟记者沟通，这些东西变成这次两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我觉得老百姓对于两会的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表现、素质，非常的关注，而且这个关注程度是比过去高。

关注代表委员素质程度高于去年

韩咏红：这点我觉得是两会的一大亮点。

邱震海：你说媒体和老百姓对政府有所关注，其实也不是今年开始的，过去十几年的两会可能都是这样，但是你刚才说到“花边新闻”特别多，就今年和去年互联网对委员、代表参政议政素质的比较，您觉得今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关注代表委员素质更多注重细节

韩咏红：今年关注的点，关注的事情比较具体，而且可以到相当细微的部分，委员说的话，委员做什么表现，委员具体的动作行为，而且委员跟委员之间的比较。一个省长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领导人做什么表现，马上就会在网上呈现出来，大家就会做对比，我自己感觉到，委员代表也会受到压力。

邱震海：兆勇、周先生，你们二位怎么看这种最新的现象，从评论员的角度。兆勇，你怎么看？

知识分子参与设置公共议程

蒋兆勇：我是最近发现中国社会有些社会公共议程的设计，有些时候很多不完全是媒体，也不完全是我们中央的报刊。更多的是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跟媒体，跟网络结合来设置公共议程。这次在两会上的这种表现，就是公共议程相当部分的主导权是在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手上。

媒体意见：民众意见的一部分

蒋兆勇：第二个，因为公共议程跟两会还有很多冲突的地方。这个冲突的本质，我觉得是一个信任官的冲突。媒体的心态更多的是一种监督，而且政府现在号召的是创造条件监督政治。媒体自己也在创造条件监督政府，代表社会、代表公众，就媒体和公共意见成了社会和民众意见的一部分，不完全跟官方一样，这种官和民之间的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官民关系：微妙重新定位

邱震海：兆勇，刚才用比较间接的语言描绘了一种，在今年两会过程当中产生的，可能大家每天在很热闹的“花边新闻”背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深刻逻辑。

一方面公共议程是由官方制定的，也有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来参与制定，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体现在委员代表遗留下来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当中，同时也残留在其他的一些领域。

周先生，您怎么看这部分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未来会走向何方。三位的意见怎么样，兆勇和咏红在北京的观察，以及你们的分析会是怎么样？

中国公共议程官民共同主导

蒋兆勇：现在公共社会的公共意见主导的变化，有官方的，有民间的。其实官和民之间互相的过程，就是很大程度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娱乐和氛围对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会有很大的影响。

邱震海：如果说，刚才我们只是描绘了在今年两会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微妙，但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变化，我们只是对事情的本貌予以一些描绘。

未来所有这些分散在各地，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细微变化，我们如何把它整合起来作为碎步，从逻辑上继续去推动未来中国政治体格改革微步走。在这一方面，从两会来说，如果明年继续进行两会，大家对它抱有什么期望，明年两会又有哪些提升的空间。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