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而且日渐得到重视，但是中国外交在目前您认为会给它多少分呢？而中国的外交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来听听您的意见。

中国外交还有需要改进之处，认为应该仿效美国走超级大国之路的占11.2%，不走霸道要走王道的占24%，但是大部分人认为要多听听基层的民意占一半53%，认为现在很好，无须改进的只占0.7%，要走自己特色，反正左右都有人批评的占11.2%。杜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民意调查，大部分人认为，一般认为多听听基层民意的说法，但是无论什么选择，最后我们看到认为现在中国外交不需要改进很好的只有0.2%，可能就一个人投这张票，意思就是说中国外交还需要很多改进的地方。首先要改进，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杜平：这已经已经是反映了中国外交目前所存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部分，就刚才53%是吧？

姜声扬：对，要听基层的民意。

中国对美反应模式应多样化

杜平：超过一半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声音大概没有被中央的或者是外交的决策层所听到，或者是没有在中国外交政策无当中，或者外交的手段当中得到反映，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也就是说最近这两个月来，可以反映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的反应模式很多的老百姓是不太满意的，要么就是说你太软弱了，或者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外交，一路来是相当的成熟的，基本上它是按照国家的发展的方向，整个的国际局势，国际的格局来进行的，基本战略上操作的不错的。但是在很多对于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上，做的还确实是有待改进的地方，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应模式太一律化，太格式化，太单调。

你比如讲这次美国跟台湾的军售问题、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到华盛顿去见奥巴马的问题，中方在这方面的反应基本上严厉抗议，早就有人知道了，我们不需要想像就知道，因为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对于美国来讲，它已经非常熟悉你的反应模式的时候，它也不在乎你怎么样的反应，因为你知道只能会这样的反应，它就知道这样，所以它不会顾忌到你的感受，也就是这样，就是说要么就抗议，然后其他的都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下文了，太格式化。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模式太可预见性了，我认为就是外交政策，当然作为那么大一个国家，或者是那么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你中国的对美国政策必须要有连贯性，这方面中国比美国强一些。

姜声扬：做得好。

杜平：做得好，美国的政府在变更的时候，它的政策马上就要换来换去的。

姜声扬：对。

杜平：那么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是延续的，一贯性，可以预见到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相当的稳定的，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可是在外交上的反应模式也是一贯性的，这就是个问题了，就是你的反应模式跟你的政策连在一起太多了，你变化太少。你变化太少的时候，也就是说明你手上出的牌没有，所以人家对你怎么着你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它也敢于在西藏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按照它自己的意图，认为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知道你会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刚才你做的调查，就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反应的内容太窄，整个的外交的决策当然是必须掌握在最高层，或者是外交专家，或者是精英集团，这当然是重要的。中国外交的传统就是说外交无小事，就是说所有跟外交有关系的事都是大事。

那么都是大事的时候，老百姓不懂，他觉得你不懂，你说话有没有份量，或者能不能影响它呢？就不可能影响它。也就是说外交圈子长期以来，基本上是维系在一个比较小的层面上面，所以好处是它的决策没有太多的干扰，民众的意愿、舆论没有太多的干扰。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遇到跟美国关系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它的反应单枪匹马，没有后盾，然后就是孤军奋战，这是一个问题。美国的做法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西方国家也不是这样，包括法国、英国、德国在内，都是需要把所有的机器全部调动起来，包括它的舆论，包括它的民意，搞一些民意调查。特别是国会、立法机构，把所有的东西作为一个立体架构对付一个国家，它的力量就显得非常的厚实。

但是从中国来讲，就比较单薄了，就是这么几个人在台前，做出一些宣布，发表一些讲话，就是这样的，所以使得中国的外交在力量上不够，就是说你愤怒的时候，你拿不出行动出来，就是这样子。

姜声扬：我们讲到这个具体例子，让我想起早前在哥本哈根召开全球气侯大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让我们大家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中国代表团在开会之后立刻召开记者会，在现场立刻发表言论，阐述中国的立场，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

杜平：我知道。

姜声扬：您认为那个应变的方式算不算是一种改变呢？

杜平：对，这个东西我刚才忘了，应该表扬这个，我是非常赞赏这样的方式，非常符合西方传媒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就是把最新的东西，先声夺人。

姜声扬：第一时间。

杜平：第一时间，先声夺人，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看法，先告诉大家，跟后来慢慢腾腾的告诉，当别人说完了以后，你再做出被动的反应，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次在哥本哈根表现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赞赏。但是在其他方面，确实做的还是不够的，我是希望如果我要是提意见的话。

姜声扬：对，如果你是政府智囊的话，您会提什么样的建议呢？在外交手段上可以如何更加灵活？

杜平：我认为比如说你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在这次奥巴马见达赖的时候，在见达赖之前，中国也是知道的，美国早就宣布了。可是在达赖到华盛顿之前几天，然后北京中央政府跟达赖的代表进行了接触。那么一方面抗议美国总统来会见达赖，另一方面也在跟达赖的代表进行接触，给我的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协调，也就是说你非常愤怒的情况下，还照样跟达赖代表来接触，就是说你的愤怒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的抗议是真的还是假的，搞不清楚，对吧。

姜声扬：台湾问题？

杜平：还说西藏，另外就是说，即便中央政府跟达赖代表会见的计划不能够改变的话，也就罢了。但是你在会见以后，美国总统已经会见了达赖的情况下，你还是没有行动，没有一个威慑力的，没有一个比较有威胁的一个抗议行动。我觉得如果说比较好的做法应该做的就是当类似会见结束以后，中国政府应该发出警告，发出一个能够让对方感到有威胁的警告，也就是说如果达赖这样不珍惜跟中央政府的接触的管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可以无限期的搁置中央政府跟你的接触，什么时候恢复，要看你的行动，这样的话，对美国是一个警告，对达赖也是一个警告。

姜声扬：我们再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话题，也许在这个话题上面，杜平先生可以再为我们做一些建议，那就是中国的军费问题，这个军费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很多国际社会的疑虑，究竟如何消除这个疑虑，能不能做到？稍后再请杜先生给我们分析。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