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麟：欢迎您回到《时事开讲》。石先生，这次高铁事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很多年轻人参加反对的这样一个行列了，这个年轻人我们称之为80后，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石齐平：我觉得这个词蛮值得注意的，确实你讲的没错，在过去香港反对政治运动中，一般来讲都是老面孔，一方面是年纪也偏大，二方面是这些人老出来。

《80后》：香港“深层次矛盾”全折射

石齐平：那么这次出现了很多新面孔，这些新面孔媒体上把他们叫做80后，主要是年轻人，我听说你也是80后。

王若麟：对，我是80后，我是80年的。

石齐平：30岁以下，30岁以下80后在香港也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两个月以前，媒体上没有这样报道的。正是因为高铁事件，出现了这么一个80后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中，通过这个反高铁，无形中把一批年轻人，对于现状不满的一些年轻人汇集在一起了。

但我还可以注意到，你再仔细看，他是不是真的反高铁呢？他是在反高铁，但是是不是完全在反高铁？我看也未必，只说明这里面，他实际上还有不满，这个不满是平常这里面（预计音对）的，可能也很抽象。通过这么一个反高铁事件，居然能够把他们凝聚起来，应该说他是通过这么一个高铁事件，把他们过去长期的不满做一个宣泄，应该是这样去理解。

王若麟：那这样一个80后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跟其他社会中的一些年轻人的集体行为有什么异同吗？

石齐平：你讲的没错，一般的社会里面也都有类似像年轻的族群，有一些特殊的表征或者特殊的特质，常常媒体上面有不同的名字来形容，在大陆就叫做鸟巢一代，是不是也是指比较年轻的一代？

王若麟：什么族。

石齐平：对，月光族，在台湾叫草莓族，过去在美国还有什么嬉皮的，诸如此类的。都是代表某一个时代中，每一个社会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一种共同的倾向跟特征。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有共同的倾向和特征呢？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年轻人就比较有理想性。你说是不是？

王若麟：是。

石齐平：比较有理想，同时还有一种叛逆性，是不是？

王若麟：对。

石齐平：很多事情，而且还比较执著，我就是要这么干，他成长的一个背景，可能多半的社会，包括今天大陆和台湾、香港都有这个现象，衣食无余，他这个环境跟过去老一代人不同，不愁衣、不愁吃、不愁穿了。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但是没有经过比较严厉的锻炼，吃不了什么苦，比较容易受到挫折。所以这些年轻一代的人通常有两种可能的趋势，一个就是自我放逐，一个就是上街头，这就是一般年轻一族共同的表现。

但是我要说香港当然也有这样共同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背景，也有年轻人共同的特征，但是我们要指出今天香港的80后，除了刚才我所讲的那些特征跟他的成长背景以外，他有一种特殊香港元素。这个香港元素，就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了，就可能涉及到香港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包括深层次问题的问题。

王若麟：这个就是一个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什么是深层次的矛盾和主题？

石齐平：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比较抽象，大陆方面对香港所谓深层次矛盾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说法，比较抽象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帮他稍微梳理一下。从几个角度，比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剖析一下你刚才所谓的什么叫做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还是可以做做。

王若麟：我们能不能新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石齐平：社会的角度，可以，我想最重要的，最简单的理解和感觉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说香港，你在香港也生活一段时间了，你有没有注意大香港的贫富差距是比较明显的？

王若麟：对，没错。

石齐平：假设用经济学家说法来讲就是基尼系数，这个基尼系数，不要说香港跟内地很多省市来比香港的贫富差距很突出，香港跟一般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来比都算是突出的，这个是第一条。

第二我们还注意到，虽然香港贫富差距比较大，好在香港特区政府过去从英国殖民地到现在，基本上社会保障制度做得还不错，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基本上问题也不大，要不然的话，我相信社会矛盾老早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虽然如此，但是我还进一步指出，贫富差距如果只是反应你跟我之间的聪明才智不同，或者我们努力的程度不同，因此反应在我们收入上的不同，这还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注意大香港的贫富差距可能不完全反应这个东西。

它更多的是反应一特殊利益的结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之所以累计这么多财富，也许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或者比别人能干，而是因为其他的特殊原因。包括资本的积累，或者包括制度上的原因，这就比较容易让人不满了。尤其让年轻人感到不满了，这种不满就可以投射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之上。

王若麟：我们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下。

石齐平：经济角度可以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就是一般国家常常会碰到的，就是阶段性的，或者是短期性经济上的困难。比方说现在不景气了，不景气的话工作比较难找，找到工作待遇可能也不多。那么这种挫折感、不满，香港也好，各地方都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香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也认为它是结构性的。怎么说呢？就和我相信香港很多年轻人现在慢慢有一种比较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就是整个香港的竞争力放到整个中国或者放在整个亚洲地区，似乎面对到中国大陆的崛起，香港的竞争力也好，或者是大陆年轻一代的竞争力和香港年轻一代竞争力也好，香港好像慢慢地显不出它的优势出来了。

甚至于它好像有越来越弱的压力，这个年轻人压力可以感受到。更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香港政府在教育政策、产业政策、未来发展政策上，似乎没有给年轻人一种感觉，就是还是一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理想的憧憬。如果没有办法能够给年轻人这种感觉的话，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很无奈、很无力。因此就可能会转变成一种不满。

王若麟：也会很彷徨。

石齐平：对。

王若麟：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

石齐平：政治的角度是这样去理解，假设一个年轻人或者香港一个朋友，他对于经济或者对于社会发展，刚才讲贫富差距也好，或者各方面的挫折也好，未来前途彷徨也好，他认识到这种不满，也就算了。但是他如果发现这种不满越来越严重，他就开始感到一种焦虑了。

而且如果他再进一步发现到，造成这种社会或者是政治、经济上不满的原因中，又有很多是跟政治上的一些结构有关系。这个话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改善这些问题呢？很可能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因为立法会，他没有真正的反应我们老百姓的一种感觉，或者没有办法能够根据我们的感觉落实到政策上去改变这样一个形势。再具体讲，就是说为什么民意代表，不是通过我们老百姓或者年轻人一票一票的选出来的。类似像这种的，慢慢就变成一种议题了，如果让这个议题再进一步升华下去，可能会挑战很多更敏感的政治性话题。

王若麟：问题就来了，究竟该如何去面对香港这样一个形势的发展？

石齐平：我觉得这个问题，过去有很多人讨论过，但是因为高铁事件凸现出80后，如果说80后年轻一代的人在这方面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就有必要深入去理解它，它为什么的原因，它的来龙去脉，究竟该怎么办，然后好好的想有关的对策。

王若麟：好的，详细内容我们下一节再讨论，稍候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