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国家的势力是由三种人构成的，一个就是政府，统治者，还有一部分就是有钱人，还有一部分是没钱人。历史上发生很多次事件是政府鼓动没钱人把有钱人干掉。中国在1920年代发生过，1950年代发生过这个事。现在中国的有钱人慢慢多起来了，这是好事情，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多起来了。中国现在企业家阶层现在要想一个问题，当你的利益被剥夺的时候，什么时候没钱人能够站在你的身后？这个现在是一个大的问题，我说为什么山西那么明显的一个被剥夺性事件。

查建英：对。

吴晓波：没有一个煤矿工人站在煤老板的后面。

窦文涛：对。

吴晓波：山西人民鼓掌，或者最多也就看着你被赶走。

查建英：对。

吴晓波：这就是没钱人或者无产阶层面临一个情况，你山西那些煤老板，在你该赚钱的时候，你没有善待你的员工，你没有保护好环境，没有维护好你跟社区的关系，你赚了钱，还去买悍马，到处乱撞人，吃喝嫖赌。

查建英：对。

吴晓波：煤老板已经变成一个反社会名词了，我认为这一次煤老板付出的代价是将近2000亿人民币的代价。

窦文涛：是吗？

吴晓波：对，浙江的煤老板大概有500亿。

窦文涛：我不太懂具体的，好像听说这股风吹到河南，有人说河南现在也正在调研，准备搞。

吴晓波：对，也要搞。

窦文涛：有的民营矿主现在开始疯卖，卖矿，他就想，与其到时候强制被兼并，还不如我现在自己卖，说现在有一个报导上讲，有一个五千万的矿，他卖了三个亿，光中间人就拿走了一个亿，他说我现在卖还能赚到钱。

查建英：而且去买它的一定又是国企，大国企。如果这些中小民营的矿都被集中到大国企以后，后果是不是煤会涨价，最后受害的不止是这些小的民营企业家，而且是老百姓。

吴晓波：对。一般垄断以后，比如说中国的石油的问题。

窦文涛：天然气的问题。

吴晓波：天然气的问题，现在水的问题，都是因为垄断，没有竞争，它说涨，你眼睛朝他看看，怎么办呢？过两天又涨了，你再看看，你又不能咬它两口。

查建英：对。

窦文涛：我觉得央企、国企，它们不是上面有领导的嘛，民间很多的不满，不能制衡他们吗？不能有所反映吗？

查建英：不是有煤老板的协会，江浙的这些温州的老板，不有一个叫浙促会。

窦文涛：生产浙江香醋的是吗？

查建英：不是，浙江的投资集体的促进会。

吴晓波：省政府下面的一个半政府性质的团体。

查建英：他们不能在兼并过程中，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吗？

吴晓波：他们发出了。

查建英：比如说买卖要公平，我们要有一个产权的问题，包括你说的这个反省这一面，他们有没有一个群体性的一个反省呢？

吴晓波：现在开了几次会，希望媒体，希望理论界，为他们的利益做一个保障，现在看来这个声音很小，或者没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民众的呼应，你靠几个经济学家，靠几张报纸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阶层问题，现在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出现一个有产阶层，他们本身决策觉悟性不够。

窦文涛：你说的这个是，上次我跟几个朋友聊天。

吴晓波：咱们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如果到处随地吐痰，到处大声讲话，你看那是一个人的事，最后人家说你中国人没礼貌，中国人不应该在这个社区里面，咱们的煤老板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窦文涛：所以上次聊天有一个学者讲，大概也是瞎说，他说历史上看，如果最后搞到穷人造反，他说这是最坏的事情，因为暴力，血流成河，你从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

查建英：对。

窦文涛：我听他说的有点乌托邦，最好精英阶层，或者说不叫精英阶层，有钱人阶层，你们先富起来了，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省，自我反省，然后由上而下的，你或者拿出你的一部分，或者你有这个社会责任，有这个意识，及早的在这个危险点之前，放缓彼此之间的矛盾，这是好的。

吴晓波：它这个不是个乌托邦，它就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理论，这个社会一定要有有钱人和没钱人，但是最终要保护的是保护那些没钱人，有钱人身强力壮的，自己会赚钱。怎么来保护没钱人？第一政府要承担责任，他不能饿死，他要享受基本的教育，这是政府。第二，政府要通过税收，通过各种各样的杠杆问题，比如说北欧，收税收的很重，然后去搞社会福利，富人和穷人之间均衡掉了。

查建英：我觉得这里边，我们说的还不是吃不上的穷人，我们说的煤老板是一些已经第一代的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自我意识，阶层的意识，他们没有尽到。

吴晓波：我认为他们没有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