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中央财政对农民养老零投入是巨大的惊叹号

近日，69岁的湖南老汉付达信因持刀在北京站广场抢劫，“入狱养老”的抢劫动机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央视《新闻1+1》特邀观察员王锡锌做客栏目，指出付达信老人铤而走险是无奈的选择，称，“不到1%的中央财政收入即可建农民养老制度，改变当下农民所遭遇的中央财政对农民养老零投入、福利院变味和养老求助无门的境况”。(12月26日央视《新闻1+1》)

当然，“入狱养老”只是一起极端个案，我们不能过度阐释。但必须承认，每一起悲剧背后都汹涌着令人惆怅的悲情。具体到这起“入狱养老”的案例，正是因为生计堰塞，又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付达信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付达信只有一个，但“付达信”却有很多，因为一个突兀的现实是，中央财政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没有投入，对农民的养老保险也没有投入。

“波兰有5%的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农民养老保险，我国中央财政对此则没有一分钱。”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由此看来，学者王锡锌所谓的“中央财政对农民的养老保险零投入”并非虚妄之谈。

中央财政对农民养老零投入是巨大的惊叹号。其实，每一个有过农村经历的人，或者对三农问题稍有关注的人都知道，这是客观存在的图景。一个农民垂垂老矣，他最大的依靠便是儿女，一旦子女不孝，他只能陷入困境，既享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也无养老保险可以寄托。正因为农村保障机制的缺位，所谓的“养儿防老”这一历史词语，在今天依然被农民顽固地实践着。当有人指责农民目光短浅，死死坚守“养儿防老”不放时，谁又能体会到农民心底涌动的惊慌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我们不是已经构建了相关养老制度吗？而且，国家的财政支出每年不是都有一部分投放到国民养老方面上吗？实际上，有学者称，现在的养老制度主要是用于城镇居民的，比如说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养老保险，但是农民由于一直存在的城乡分割这种局面，的确在公共资源支出的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数字显示，当前，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消耗了用于社会保障全部支出的89%，而占70%的农民只能分配到11%。在一这语境下思考农民的养老困境，不能不感到沉重:城乡二元体制到了非革除不可的时候了。

在养老问题上，农民比城镇居民面临的压力更大，一方面农民收入相对微薄，日前，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指出，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另一方面农民中的老年人口更多。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11.6%。而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农民人数是1.1亿人。

也许还会有人疑惑:如果把全体农民都纳入养老体系，国家财政是否会不堪重负？实际上这是杞人之忧。根据专家的计算，即便把65岁以上农民(现有6000万人)作为养老保障的基准，每人每月120元，所需支出是700亿元。再考虑到发达地区可以由地方财政来支出，贫困地区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那么中央财政所支出的不过是400亿左右，还不到2007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5.1万亿的1%。

再来看另一组数据，在2005年，我国投入到社会保障的支出只占到财政收入的12%，而发达国家这个数据一般是30%以上。以美国为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21.6%是社会保障金；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4.1%用于退休者和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及税收返还……这些福利开支已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当前，大量农民工返乡，无业可就，无疑会加重农民的生存危机。因此，一方面应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让他们有业可就，另一方面则应该健全农民的保障体系，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总之，必须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还原农民权利，赋予农民像市民一样的养老福利，通过制度善意来消除“中央财政对农民养老零投入”，从而避免“入狱养老”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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