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温革命:与危机的赛跑

如果历史还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经历过重大经济危机。不管是它是哪一种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逃过这种历史宿命。即便是自奉为上帝子民、拥有一切好运气的美国人，也未能摆脱1930年代的经济灾难。有些蹊跷并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机发生之前，该国的资本主义无一不经历着极度的繁荣，而该国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产阶级）也无一不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仿佛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国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同样如此。除非幸运之神真的已经降临中国，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可以例外于这一历史命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前述几个资本主义的标志性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毁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狂野程度也无出其右者。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资本主义内部所积累的危机能量，也可能远胜于前。虽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虽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可能已经从过往的危机中继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国经济及社会中的种种最新迹象都显示，我们可能无法规避这一命定的劫数，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机的形式及其后果。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历史对应者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地貌与1929年之前的美国的确有几分相似。在1929年的灾难之前，美国人在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自由资本主义的宏大戏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灾难几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虽然最后的结果相当幸运，但危机的毁灭性却差一点就断送了这个如今独步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惨烈程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华尔街的历史照片中获悉。美国1929年开始的危机，正好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危机重合，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可能的历史际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的那样，如果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相互叠加并发生共振，将大大增加危机的复杂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将大大增加危机的摧毁性。

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以及主流技术官僚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记忆，是在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形成的。在这种记忆中，市场经济即意味着永无休止的繁荣，所谓危机和萧条如果不是年代久远的老黄历，就是可以通过提前防范而得到化解的。的确，在过往仅有的几次危机中（无论是1993年起自内部的经济危机还是1998年源于外部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都成功的化险为夷。而在危机化解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及新生技术官僚群体的超级学习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须记住的区别是:在前面的两次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市场主体本身也相当稚嫩。但今天，防火墙已经撤除，市场主体的政策游说能力也今非昔比。从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房地产、宏观经济以及环境资源等领域调控中所显露出的无奈，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来、点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并不是未来可靠的依恃，而好运气也不会永远都一路相随。相反，在一个已经天翻地覆的调控环境中，过去的经验往往会成为未来的绊索，从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机之所以为危机，就是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危机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的毁坏程度总是超越于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全能型（资源几乎全部控制在行政当局手中）社会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过迅速调动并集中资源解决局部危机（地方或者某个行业的危机）。这种能力，在中国的银行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熟悉中国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中国的金融家们真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中国行政当局可以迅速的将巨额财政资源注入银行系统，从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国官方误读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更有可能的危机形式是一种疑难杂症式的情况，从而导致多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多种手段之间的相互抵消，呈现出一种无法治理的状况，并最终从整体上耗尽所有的行政资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引以独家优势的全控能力就可能突然被肢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地方，这种情况将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出现某种无法修复的整体性崩解。就目前的思考所及，我们显然无法清晰勾画未来危机的具体形式，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危机从来就不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出现的。中国，显然正在疾驰入一个风高浪激但却没有任何航标的危险水域。对此，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精英，似乎都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危机注定要到来，那么，哪里才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一如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危机本身的面貌一样，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我们如何才能从危机中幸存下来。或许，我们真的无处可逃。然而，现在就开始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一场与危机的赛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们幸免和幸存于危机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国执政团队在毫无波澜的情况下实现了新老交替。但这场看似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接班，却开启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其精神取向与内在气质而言，这个被媒体称之为“胡温新政”的改革转向，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革命。

与革命时代中国留给外界以及学术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时代的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世俗主义的政权也拥有最世俗主义的民众。有很多人已经观察到，无论是政权、企业，还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已经发展到相当扭曲的极端程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及市场利益主体基本形成之后，微观及局部效率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是个体的极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导致的整体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已成公共灾难的环境污染、社会失信、以及贫富悬殊等等都源自于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唯一维度的效率与增长的价值之外，为中国改革引入另外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规制和平衡极端个体理性对整体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败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胡温执政伊始就一直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并将其作为新政的核心论述之一。现在看来，这的确找到中国改革最隐秘的罩门。在这种新思维的视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加剧社会资本及环境资源的快速干涸，并最终导致增长的停滞和社会的解体。所谓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以公平正义为社会新的价值基石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基础及自然环境基础的可持续性上取得一种平衡。虽然这些论述被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解读得相当糟糕并因此受到民间社会的习惯性调侃，但很多人并没有发现，与过往“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闷声发大财”改革取向相比，这里隐含着中国改革对经济增长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向。从这种认识出发，胡温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势、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人民的认同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加坚实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来。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胡温新政的实质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被废弃的精神之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人民和领袖有更加伟大的宏愿，那么，这就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重要起点与契机。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也正在于此。对这种革命性转折，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鼓励。但是，如果仅仅消极地将公平正义当作维护稳定继而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仅仅将公平正义理解为扶助弱势而不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普遍准则，那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将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主流意识之中，公平正义一直就是作为财富增长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这种对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狭隘经济学视野中，公平正义多一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会少一点。这种幼稚的观念离奇地占据中国意识的主流，简直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耻辱。事实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它可能无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仅是任何一种财富增长所必须，其外化的后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经济本身所急需。一言以蔽之，公平正义的价值内部，本身就孕育着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财富增长。在中国改革经历了市场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推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为危机到2000年代早期，朱镕基内阁拉动内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到现在）三个动力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几个动力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时候，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动力来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形象的比喻那样，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二级火箭。换言之，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三十年。悲哀的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惯性太过沉重，它依然裹挟着我们在原有的轨道上风驰电掣。在这个意义上，胡温稚弱的革命实在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

自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来，由孙中山、蒋介石而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几代领袖和他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这两项国家任务基本达成之后，人民对政府的及格标准将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创造持续的繁荣。中国的新一代领袖必须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族独立本身都已经不能单独为政治合法性的提供持续的资源，他们必须向他们的人民允诺一个更持久的核心价值和更有魅力的愿景。对这种核心价值和愿景的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创造一个更伟大文明的发动机。一、二战期间，美国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是美国最终能够在战后脱颖而出的关键。那么，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