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那场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使人们从“最高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的神学教条和幻梦中解脱出来，面对实际，一切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3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能够深切地感到思想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没有思想解放，中国不可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几乎在所有领域无所不包的左的指导方针，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做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原有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原有的地心说，在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学说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取代原有的上帝造物论和灾变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旧信仰和世界观，使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反对新学说，力图恢复旧信仰的企图和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还甚嚣尘上。很可能，对立的思想、学说之间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思想只有在论争中，在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胜利。

我们知道，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说，有艰难的、 “破冰”的一面，因为“文革”的流毒又深又广，毛泽东的权威不容质疑；但从认识和道理上说，也有比较容易的一面，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了极致，其荒谬绝伦、违背常理，是任何不甘认同指鹿为马的人不难分辨的。而当我们越过了拨乱反正的阶段，当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受到更大的考验。

我们还知道，如果不搞思想解放，不破除“两个凡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就不能出来重新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不能平反，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在涉及前途命运问题时，其中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支持思想解放是不言而喻、义无返顾的，而当个人解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是否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求个人解放容易，求真正的思想解放不那么容易；从“文革”的迫害中求解脱容易，与“文革”中、“文革”前的左的思想一刀两断不那么容易。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说来有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一些人而言，思想解放是必须随从的大流，或者是应付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只要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从“文革”加于自身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以后的思维和行为还是在旧轨道上行进；第二个层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回到“文革”前的正统理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路线不能当作天条了，但绝不可违犯的天条还是存在的（比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可以不要，而“姓社姓资”还是必须问的）；第三个层次，只把实事求是当成最根本的原理和指导方针，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成第一原理，决不承认有一成不变的教义、任何情况下不得违犯的天条，面对实际，勇于创新。

30年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以上3种态度都存在，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思想解放，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这一点对中国人似乎实在是难。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上级、权威，或者书本、经典的说法，就像丢了魂的人，他们行事和做判断首先要有“根据”，而这根据不是来自于实际、来自于人民的利益，而是来自于某位祖宗的金口玉言。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判断一位作者的话为大逆不道，不是说他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而是说他的表述与某本教科书的说法不一致。

除了公开宣扬“祖宗之法不可违”之外，对抗思想解放的手法还有许多。有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新主张解释得没有棱角、没有特色，化约为旧的教义。比如，对于“以人为本”的新提法，有人可以在表示赞成之后将其化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由此再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似乎每一步转换都顺理成章，但结果却是除了坚持原来的观念，“以人为本”反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手法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一项新的方针还在面对重重阻力争取实现之中，就对它来一个“破除迷信”，迫不及待地对其实行“思想解放”，貌似最新，实则复旧。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0多年前到现在，都有人主张要搞“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种主张与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实质是什么不难看出。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随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加，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产生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要在主题和内容上实行思想解放的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扩大以往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切忌叶公好龙，也不要只打雷不下雨。

这次思想解放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如果说现在不一定有最好的主意，那么看到最必要的条件却是不难的，这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不言而喻，不论是讨论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放开言路，都必须循序渐进，考虑好前后左右，要预防一哄而起，无疾而终，也要避免进两步退三步。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心，30年来，我们什么风雨没有经历，什么事件没有目睹？不论是执政党、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有比较强的承受力。

如果说，以前的思想解放都是自上而下，那么这一次若能做到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常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员）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