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的可操纵性

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却难以实现。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经给出过以下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II,III)和三个候选人（Ａ、Ｂ、Ｃ），选民Ｉ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Ａ>Ｂ>Ｃ,选民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Ｃ>Ａ>Ｂ,选民I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Ｂ>Ｃ>Ａ。这就出现了以下循环：在候选人Ａ和Ｂ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Ａ（选民Ｉ和II），在候选人Ｂ和Ｃ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Ｂ（选民I和III），在候选人Ｃ和Ａ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Ｃ（选民II和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选人胜出。类似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湾２０００年的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略为胜出，但是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地当选为总统。在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５０％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而复选的结果是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于其它多个方面。百姓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了民主下的政治家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视机前的形象比起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还要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百姓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很大的一个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的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显示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施政纲领的正确性。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性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就会发觉民主选举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较大,八十年代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但在台湾民主化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加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因此大选过后大多数人们生活照旧。否则前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清洗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同样，目前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中所存在的恶霸头子和农村强人操纵选举，村庄中各大姓之间的矛盾随着民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等等，占有很大比重。已被中国共产党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但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均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的确是许多传统国家民主转型的一个困境。